被繼承人唐×3共有兩個子女，即唐×2和唐×1，李×與唐×3系再婚夫妻關系，婚后生育一子，即唐×1。唐×3與其前妻顧×生育一女，即唐×2。雙方協議離婚時約定唐×2由顧×撫養。唐×3父母均早已去世。唐×3于2011年9月16日在外地出差期間突發疾病去世，未留下遺囑。

2010年10月2日，唐×3與李×簽訂《分居協議書》，雙方約定：“唐×3、李×的感情已經破裂。為了不給兒子心靈帶來傷害，我們決定分居。雙方財產作如下切割：現在××中心和××園的房子歸李×擁有。李×可以任何方式處置這些房產，唐×3不得阻擾和反對，并有義務協辦相關事務。×中街和××地的房產歸唐×3所有。唐×3可以任何方式處置這些房產，李×不得阻擾和反對，并有義務協辦相關事務。兒子唐×1歸李×所有。唐×3承擔監護、撫養、教育之責。李×每月付生活費5000元。雙方采取離異不離家的方式解決感情破裂的問題。為了更好地達到效果，雙方均不得干涉對方的私生活和屬于個人的事務。”2012年11月28日，北京民生物證司法鑒定所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該《分居協議書》上唐×3簽名為其本人所簽。

關于××園房屋，系唐×3與李X婚后購買，產權登記人為李×（X京房權證朝字第××××號），共有情況為單獨所有。房屋性質為商品房，規劃用途為住宅，建筑面積為275.62平方米，經評估房屋現價值11532492元。

關于××中心房屋，系唐×3與李X婚后購買，唐×3作為買受人和借款人購買，貸款126萬元，截止唐×3去世時間點，該房屋尚欠銀行貸款877125.88元未償還，經評估房屋現價值6188210元。

關于×中街房屋，系唐×3與李X婚后購買，共同購買中國青年報社的×中街房屋，2008年9月18日償還全部貸款后，產權登記人為唐×3（京房權證朝私08字第××××號），共有情況為單獨所有，雙方均認可該房屋現價值540萬元。

關于××街房屋，該房屋系中直機關公有住宅，系唐×3與李X婚后由唐×3作為承租方與其單位簽訂《租賃合同》，雙方約定，如承租方發生變更（出國定居、調出、死亡等）時，本合同即中止。原同住者如要求繼續承租，須經產權單位同意，并按照產權單位的有關規定重新簽訂租賃合同。

關于存款，雙方均認可在唐×3去世時所遺留的存款數額應為428069.1元，且李×為唐×3支付的喪葬費用16405元和購買墓地費用27萬元。

關于汽車，系唐×3與李X婚后購買，登記唐X3名下（車牌號為京KN××××），均認可該車現價值10萬元。

關于工亡補助金，唐×3單位發放家屬喪葬補助費、撫恤金、遺屬生活困難補助費共計88900元。

【本案焦點】

《分居協議》中約定的房屋產權歸屬，是否適用《物權法》關于不動產登記原則的規定？

【一審法院觀點】

（2013）朝民初字第30975號

關于×中街房屋，因登記在唐×3名下，且唐×3與李×在《分居協議書》中已經明確約定該房屋為唐×3所有，唐×3可以任何方式處置這些房產，故該房屋應認定屬于唐×3個人財產。屬于遺產，應予以分割。雙方均認可該房屋現價值540萬元，法院對此不持異議，按照540萬元在三人間予以均分，因唐×1尚未成年，而唐×2只要求獲得折價款，故該房屋歸李×所有，李×應向唐×2支付折價款180萬元。

關于××園房屋，因登記在李×名下，且唐×3與李×在《分居協議書》中已經明確約定該房屋為李×所有，李×可以任何方式處置這些房產，故該房屋應認定屬于李×個人財產，不屬于遺產范圍，故對于唐×2要求分割該房產中唐×3份額的訴訟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關于××中心房屋，唐×3與李×雖然在《分居協議書》中約定了該房屋歸李×擁有，但直至唐×3去世，該房屋仍登記在唐×3名下。故該分居協議書并未實際履行，因此應根據物權登記主義原則，確認該房屋屬于唐×3與李×夫妻共同財產。
該房屋價值應根據評估報告確定的數額6188210元減去唐×3去世時該房屋尚未還清的貸款數額877125.88元，得出5311084.12元，該數額的一半為李×夫妻共同財產，另一半為唐×3遺產，屬于唐×3遺產的份額應均分為三份，由李×、唐×1和唐×2均分。考慮到唐×1尚未成年，而唐×2要求獲得折價款，故法院判決該房屋歸李×所有，由李×向唐×2支付折價款885180.69元，并償還該房屋剩余未還貸款。

原審法院判決后，唐×1、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觀點】

(2014)三中民終字第09467號

綜合當事人的訴辯主張和查明事實，本案二審爭議焦點為××中心房屋的權屬問題。李×、唐×1認為根據《分居協議書》的約定，該訴爭房屋是李×的個人財產，不應納入唐×3的遺產范圍予以繼承；唐×2認為該訴爭房屋登記在唐×3名下，應當作為其遺產進行繼承。本院認為，解決該爭議焦點的關鍵在于厘清以下三個子問題：

第一，唐×3與李×于2010年10月2日簽訂的《分居協議書》的法律性質。

李×、唐×1認為該協議屬于婚內財產分割協議，是唐×3與李×對其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權屬的約定，該約定合法有效，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唐×2認為該協議系以離婚為目的達成的離婚財產分割協議，在雙方未離婚的情況下，該協議不發生法律效力。本院認為，本案中唐×3與李×簽訂的《分居協議書》是婚內財產分割協議，而非離婚財產分割協議。理由如下：

首先，從《分居協議書》內容來看，唐×3與李×雖認為彼此感情已經破裂，但明確約定為不給兒子心靈帶來傷害，采取“離異不離家”的方式解決感情破裂問題，雙方是在婚姻關系存續的基礎上選擇以分居作為一種解決方式并對共同財產予以分割，并非以離婚為目的而達成財產分割協議。其次，從文義解釋出發，二人所簽《分居協議書》中只字未提“離婚”，顯然不是為了離婚而對共同財產進行分割，相反，雙方在協議書中明確提出“分居”、“離異不離家”，是以該協議書來規避離婚這一法律事實的出現。再次，《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對夫妻約定財產制作出明確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約定應采用書面形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的規定。”本案所涉及的《分居協議書》中，唐×3與李×一致表示“對財產作如下切割”，該約定系唐×3與李×不以離婚為目的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作出的分割，應認定為婚內財產分割協議，是雙方通過訂立契約對采取何種夫妻財產制所作的約定。
第二，本案應當優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還是《婚姻法》的相關法律規定。

李×、唐×1認為，應適用《婚姻法》第十九條之規定，只要夫妻雙方以書面形式對財產分割作出約定即發生法律效力，無需過戶登記；唐×2主張，本案應適用《物權法》第九條之規定，不動產物權的權屬變更未經登記不發生法律效力。本院認為，該問題首先要厘清《物權法》與《婚姻法》在調整婚姻家庭領域內財產關系時的銜接與適用問題，就本案而言，應以優先適用《婚姻法》的相關規定處理為宜。理由如下：

物權領域，法律主體因物而產生聯系，《物權法》作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因物之歸屬和利用而產生的財產關系的基礎性法律，重點關注主體對物的關系，其立法旨在保護交易安全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而《婚姻法》作為身份法，旨在調整規制夫妻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其中財產關系則依附于人身關系而產生，僅限于異性之間或家庭成員之間因身份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不體現直接的經濟目的，而是凸顯親屬共同生活和家庭職能的要求。故《婚姻法》關于夫妻子女等特別人倫或財產關系的規定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創設和存在，而是帶有“公法”意味和社會保障、制度福利的色彩，將保護“弱者”和“利他”價值取向直接納入權利義務關系的考量。

因此，婚姻家庭的團體性特點決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完全以個人為本位，必須考慮夫妻共同體、家庭共同體的利益，與《物權法》突出個人本位主義有所不同。在調整夫妻財產關系領域，《物權法》應當保持謙抑性，對《婚姻法》的適用空間和規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間關于具體財產制度的約定不宜由《物權法》過度調整，應當由《婚姻法》去規范評價。本案中，唐×3與李×所簽協議關于××中心房屋的分割，屬于夫妻內部對財產的約定，不涉及家庭外部關系，應當優先和主要適用《婚姻法》的相關規定，《物權法》等調整一般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相關法律規定應作為補充。

第三，《物權法》上的不動產登記公示原則在夫妻財產領域中是否具有強制適用的效力。

李×、唐×1認為，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只涉及到財產在夫妻之間的歸屬問題，依雙方約定即可確定，無須以公示作為物權變動要件；唐×2則主張××中心房屋的產權人是唐×3，即使唐×3與李×曾約定該房屋歸李×擁有，也因未辦理產權變更登記而未發生物權變動效力，該房屋仍應納入唐×3的遺產范圍。本院認為，唐×3與李×所簽《分居協議書》已經確定××中心房屋歸李×一人所有，雖仍登記在唐×3名下，并不影響雙方對上述房屋內部處分的效力。理由如下：

《物權法》以登記作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法定公示要件，賦予登記以公信力，旨在明晰物權歸屬，保護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但實踐中，由于法律的例外規定、錯誤登記的存在、法律行為的效力變動、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保留以及對交易習慣的遵從等原因，存在大量欠缺登記外觀形式，但依法、依情、依理應當給予法律保護的事實物權。《物權法》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條對于非基于法律行為所引起的物權變動亦進行了例示性規定，列舉了無需公示即可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情形。當然，這種例示性規定并未窮盡非因法律行為而發生物權變動的所有情形，《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相關情形亦應包括在內。

在夫妻財產領域，存在大量夫妻婚后由一方簽訂買房合同，并將房屋產權登記在該方名下的情形，但實際上只要夫妻之間沒有另行約定，雙方對婚后所得的財產即享有共同所有權，這是基于《婚姻法》規定的法定財產制而非當事人之間的法律行為。因為結婚作為客觀事實，已經具備了公示特征，無須另外再為公示。而夫妻之間的約定財產制，是夫妻雙方通過書面形式，在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實的前提下對婚后共有財產歸屬作出的明確約定。此種約定充分體現了夫妻真實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結果，應當受到法律尊重和保護，故就法理而言，亦應納入非依法律行為即可發生物權變動效力的范疇。因此，當夫妻婚后共同取得的不動產物權歸屬發生爭議時，應當根據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是否有效、有無涉及第三人利益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不宜以產權登記作為確認不動產權屬的唯一依據，只要有充分證據足以確定該不動產的權屬狀況，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就應當尊重夫妻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按照雙方達成的婚內財產分割協議履行，優先保護事實物權人。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的第三人主要是相對于婚姻家庭關系外部而言，如夫妻財產涉及向家庭以外的第三人處分物權，就應當適用《物權法》等調整一般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相關法律規定。而對于夫妻家庭關系內的財產問題，應當優先適用《婚姻法》的相關規定。

本案中，《分居協議書》約定“××中心房屋歸李×擁有，李×可以任何方式處置這些房產，唐×3不得阻撓和反對，并有義務協辦相關事務。”該協議書系唐×3與李×基于夫妻關系作出的內部約定，是二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協商一致對家庭財產在彼此之間進行分配的結果，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具有民事合同性質，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中心房屋并未進入市場交易流轉，其所有權歸屬的確定亦不涉及交易秩序與流轉安全。故唐×2雖在本案中對該約定的效力提出異議，但其作為唐×3的子女并非《物權法》意義上的第三人。因此，雖然××中心房屋登記在唐×3名下，雙方因房屋貸款之故沒有辦理產權過戶登記手續，但《物權法》的不動產登記原則不應影響婚內財產分割協議關于房屋權屬約定的效力。且結合唐×3與李×已依據《分家協議書》各自占有、使用、管理相應房產之情形，應當將××中心房屋認定為李×的個人財產，而非唐×3之遺產予以法定繼承。原審法院根據物權登記主義原則確認××中心房屋為唐×3與李×夫妻共同財產實屬不妥，本院予以調整。

綜上，變更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30975號民事判決主文第三項為：位于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北路×號××中心×號房屋歸李×所有，并由李×償還剩余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