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4日晚，被告人張某等在江蘇省沭陽縣某中學門口遇見該校女生孫某，當即對同伙提議晚上帶孫某出去“玩玩”，其他人均表示同意。隨后，張某伙同王某、崔某（均已判刑）采取威脅、欺騙等手段將孫某挾持。途經一家食雜店時，孫某進入店內呼救，但張某等人圍住店門，并沖入店內強行將孫某拖出，一路挾持到河邊，王某、崔某先后對孫某進行奸淫。在此過程中，張某對孫某進行猥褻，因孫某叫喊受不了，張某未對其實施奸淫。案發后，張某畏罪潛逃，于2020年6月19日被公安機關抓獲。
【分歧】
本案的主要爭議在于共同強奸犯罪中張某放棄實施強奸的行為應如何認定，這一行為是否屬于犯罪中止。
【評析】
由于我國刑法條文的具體表述都是以一人犯一罪為基礎的，因此在處理共同犯罪時，有些制度往往有特殊的規定，例如在處理共同犯罪時就不能簡單地套用犯罪中止的一般規定，而是對行為人有特殊的要求。在共同犯罪中，雖然各行為人在具體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具體行為的表現可能有所不同，但每個具體的行為都是圍繞共同的犯罪故意來進行的，也就是說，共同犯罪是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之下，由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所結成的有著內在聯系的行為整體，即各共犯圍繞同一目標，成為一個統一的犯罪活動整體，共同對危害結果的產生起原因力作用，因此，即使個別行為人由于各種主觀的心理原因在行為過程中放棄了自己的犯罪行為，但如果這種放棄行為并沒有阻斷犯罪后果的發生，那么共同犯罪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停留在既遂之前，這種中止行為就不構成刑法所規定的犯罪中止，只有在共同的犯罪故意所指向的侵害后果被避免的情況下，才可能構成共同犯罪的中止。
本案中，在被告人張某的提議下各共同犯罪人形成了共同的強奸犯罪故意，在這種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各共犯共同實施了將被害人挾持到一河邊并輪奸的行為，雖然張某在被害人的哀求下放棄了自己的奸淫行為，但被害人被強奸的結果已經發生，張某不僅提議，而且和他人一起實施了挾持行為。同時，當其他人對被害人進行輪奸時，張某始終在場，因此，以張某為主的各被告人形成了共同的強奸故意，在這個共同故意支配下所實施的共同強奸行為已經實行并已經達到了既遂狀態，考慮到張某放棄強奸的行為并未阻止危害后果的發生，其行為不屬于刑法中止犯的范疇，張某的行為應認定為犯罪既遂。當然，由于張某的放棄行為在客觀上降低了整個共同犯罪的危害程度，也就減輕了該共同強奸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同時，張某的放棄行為是其對被害人一定程度同情的主觀心態支配下作出的，因此從主觀和客觀方面來說，被告人張某的放棄行為都應當得到刑法的肯定評價，可以對其從輕處罰。
（作者單位：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法院網?|??作者：付建國 郝紹彬
【關鍵詞】
協助 抓捕 刑事責任 同案犯 立功
【裁判要點】
協助公安機關抓獲不具刑事責任的同案嫌疑人是否構成立功，是否可認定為法定從輕、減輕情節？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
【基本案情】
去年8月3日零時許，被告人張某伙同陳某（犯罪時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來到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泰康鎮自來水公司家屬樓被害人程志豪經營的鐵牛鞋店，張某負責望風，陳某從西側窗戶護欄上的空隙鉆入室內，將室內人民幣3000元盜走后逃離現場。案發后，贓款被二人揮霍。
同年8月9日2時許，被告人張某伙同陳某來到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泰康鎮客運小區家屬樓，二人用鐵鍬撬開該小區物業窗戶護欄，陳某從窗戶鉆入室內并把門鎖打開，二人將室內3部手機（未作價）和1盒玉溪香煙（未作價）盜走后逃離現場。案發后，張某將香煙吸掉，陳某將3部手機丟棄。
隨后，被告人張某又伙同陳某來到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泰康鎮被害人宋士良經營的大云糧店，張某負責望風，陳某從大云糧店店門空隙鉆入室內，將室內抽屜里人民幣22000元盜走后逃離現場。案發后，贓款被揮霍。
綜上，被告人張某共實施盜竊作案3起，盜得贓款共計人民幣25000余元。
六天后的凌晨2時許，陳某在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老廚房”飯店盜得一個小保險柜后給被告人張某打電話，張某明知保險柜系陳某盜竊所得，仍幫助陳某將保險柜從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泰康鎮南市場紫瑞旅店使用自行車轉移至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泰康鎮北立交橋路邊，二人用石頭將保險箱砸開，將里面的人民幣22000元取走。案發后，公安機關依法扣押并返還給被害人人民幣18850元，其余贓款被二人揮霍。
案發后當日被公安機關抓獲，并配合公安機關將共同作案人陳某抓獲。
【裁判結果】
黑龍江省大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張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張某當即表示不上訴，認罪服法，判決已生效。
【裁判理由】
被告人張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應予懲處。被告人張某明知保險柜系陳某盜竊所得仍幫助轉移，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應予懲處。被告人張某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共同作案人陳某，雖然陳某因法定事由（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未被追究刑事責任，但因其實施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故張某協助公安機關的抓捕行為應認定為立功，可從輕處罰。被告人張某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應從輕處罰。被告人張某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贓物部分被追繳，酌情從輕處罰。據此，法院數罪并罰對其作出上述判決。
【評析】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被告人張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其后又明知保險柜系陳某盜竊所得仍幫助轉移，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上述兩犯罪行為均應予懲處。對于其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及贓物部分被追繳的犯罪情節均無異議，但是對于協助公安機關抓獲不具刑事責任的同案犯是否構成立功，是否是法定從輕、減輕情節？存在重大分歧：一種觀點認為不構成立功。理由是同案犯陳某未達刑事責任年齡，不具有刑事責任，公安也未對其作刑事案件處理，既然該行為不構成犯罪，那就不符合立功情節；另一種觀點認為構成立功。理由是構成立功的表現之一是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其他嫌疑人，此處并未要求該嫌疑人必須構成犯罪，即只要實施這一協助行為，幫助司法機關抓該犯罪嫌疑人即可構成立功。
在合議庭評議過程中，經過反復研究，最終認定可認定為立功，主要原因是：協助抓獲犯罪嫌疑人并不意味著該嫌疑人得被定罪量刑。對于立功的具體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對此作了具體規定，把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包括同案犯）納入其中。從該條文的具體內容來看，協助司法機關被抓獲的人為犯罪嫌疑人，定性為犯罪嫌疑，而非是罪犯。該嫌疑人并非以司法機關處理結果為標準，即被告人只要實施協助司法機關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那么就可認定被告人的協助行為構成立功。
認定協助抓獲不具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立功符合司法解釋的精神。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六條的規定：“被告人檢舉揭發或者協助抓獲的人的行為構成犯罪，但因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責任、不起訴、終止審理的，不影響對被告人立功表現的認定……”結合刑事訴訟法可知，此處法定事由主要是指免予追究刑事責任，意思是抓獲之人即使具有免予追究責任的情形，但不以其構成犯罪為要件，仍可認定協助行為人構成立功，主要精神重在鼓勵他人立功。另外，不具刑事責任的人雖然不屬于免于追究責任的情形，但是其實施行為的危害程度及犯罪外在形式均與免于追究責行為無并不同，因此認定張某構成立功符合司法解釋精神。
認定立功符合設立該制度的初衷。我國刑法設立立功制度的目的，不但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個從輕或減輕的情節，促進犯罪分子悔過自新，而且更有利于發現犯罪，抓捕犯罪分子并使其盡早受到懲治，有效地預防犯罪。本案中，被告人張某實施協助司法機關抓獲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同案犯陳某，不僅是其悔過的表現，更重要的是有利查清犯罪事實，預防陳某再次實施嚴重危害社會行為，并其繩之以法。因此，認定張某構成立功，符合立功制度的設定初衷，方便司法實務操作，更重要的是鼓勵更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主動協助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讓犯罪行為盡早落入法網。
綜上所述，并根據量刑規范化的標準，對其作出了罪刑責相適用的上述刑罰量，達到了被告人認罪服法的良好社會效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慶高新區人民法院；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報；作者：鐘彥君 李占州
量刑情節如何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作用，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因為在人們抱怨司法不公，司法裁判失衡的表現中，就是對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罰現象的直觀反映，而這種現象背后的部分深層次原因就是量刑情節影響量刑的無序化狀態。因此，各國司法部門都將如何使用量刑情節的問題作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首要手段，研究規范量刑的方法和可操作性技術，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以量刑基準為中心的量刑指南。如前所述，筆者所主張的以量刑基準為基礎并兼顧報應刑和預防刑統一的量刑方法，應涵蓋三個適用步驟：第一步，根據具體犯罪構成事實選擇對應的法定刑，并確定相應法定刑幅度內的量刑基準；第二步，適用反映社會危害性的量刑情節以確定報應刑；第三步，適用反映人身危險性的量刑情節在報應刑幅度內對刑罰進行調節，進而確定宣告刑。
我國刑法分則中大部分罪名存在多個法定刑幅度，在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確定構罪后須根據是否具有加重、減輕犯罪構成中情節、結果的加重、減輕情形選擇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再根據具體犯罪構成事實在相應法定刑幅度內確定量刑基準。量刑基準是已定罪并確定法定刑幅度范圍內，在不受任何量刑情節影響下僅根據具體犯罪構成事實確定量刑參照標準的刑罰量，個案中具體犯罪構成事實所反映的危害有所區別，有一定酌定量刑情節適用的空間。犯罪構成事實中的核心是行為，行為的時間、地點、環境、方法、樣態直接影響行為所反映的違法程度，且行為作為一個社會評價概念，必須要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對其樣態進行綜合評價，不能孤立地看待行為人的身體動靜。一般來說，考察行為須進行時間、地點、環境、方法、樣態等因素的綜合評價，但上述因素也有可能作為法定構成要件要素而存在，自然不屬行為評價的酌定量刑情節，但在有些選擇罪名的情況下，犯罪人同時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多種行為時，相對僅實施單一行為的犯罪人的危害較大，可在量刑基準幅度內有所區別，這則屬于酌情考慮的內容，因不具有獨立反映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事實載體故并不作為情節予以評價。
對于行為犯而言，犯罪構成事實評價自然聚焦于行為，但我國刑法中還規定了大量的結果犯、危險犯，尤其是結果通常還作為法定刑升檔、降檔的必須要件，故犯罪構成事實中結果（危險）的裁量至關重要。通說認為，危害結果（包括危險）是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現實侵害或現實危險。現實侵害通常現于表面，行為與現實侵害間關聯也易于發覺，體現了犯罪行為對社會良好秩序的逆轉，若負面影響越大、修復難度越大、秩序恢復可能性越小，則現實侵害越大，在確定量刑基準時都須予以考慮。當然這討論的是結果犯的情形，若危害結果并非法定構成要件，危害結果自然不在以犯罪構成事實為中心的量刑基準中評價。現實危險雖較為潛在，刑法理論中對危險犯與行為犯的界限也存在一定爭論，但現實危險與行為間存在因果關系，相對危害結果程度較弱，故可結合行為的具體實施情況并對應可能出現的現實后果予以比對，基于危險可能發生的大小、可能轉化的結果的嚴重程度予以研判，進而在量刑基準中予以反映。
行為作用于一定社會關系一般都有直接作用對象予以體現，行為對象在部分犯罪中作為法定構成要件存在，不同行為對象的個體差異或多或少會影響到行為的危害性程度，進而影響量刑基準，比如強奸罪中普通婦女與幼女、心智健全的婦女與心智有所欠缺的婦女等的區別，行為人既然選定不同對象實施犯罪，體現了內心選擇客觀化危害的不同，且同一行為對不同對象所造成的影響也有所不同，故不同行為對象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也有所影響。
犯罪主體是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中主體年齡、對行為性質的認識能力和對自我行為的控制能力都影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還有部分犯罪須以特殊身份作為構成要件才成立犯罪的，主體身份也須納入具體構成要件事實評價范疇。
行為人的罪過是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內在體現，反映了行為人對抗社會秩序的主觀傾向，在構成要件中以故意或過失體現，故意較過失而言對行為及可能造成的結果有更加明確的認識，過失一般缺乏足夠認知，故意在相對明確的認知下實施的行為犯意更為堅決，破壞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行為更為決斷，在具體構成要件事實中基于行為人對客觀情況實施行為可能造成危害判斷的不同，主觀罪過存在一定區別，雖說部分認知差異系個人能力所致，但客觀存在的主觀方面的差別通過客觀行為予以體現出來，體現了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差別，進而影響量刑基準。
在確定量刑基準后要適用影響責任刑的量刑情節予以確定責任刑，用責任主義理解，刑事歸責的本體內容是確定行為人是否應受譴責，而是否應受譴責來源于主體對行為的選擇性，酌定量刑情節中的相當大部分可以理解為應當受到譴責的主體選擇性的具體化，是主體選擇的內容和方式。由此看來，影響報應（責任）刑的酌定量刑情節一般圍繞主體選擇具體化而展開，多存在于罪中過程，如主體選擇中犯罪動機、犯罪目的、身份情況（非構成要件事實情況下）、前科情況等，又如主體選擇客觀表現中犯罪對象、犯罪后果、犯罪時間、犯罪地點、犯罪手段（均非構成要件事實情況下）等。這里需要提出討論的是前科情況究竟是體現行為社會危害性還是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初犯實施犯罪時，其并非是法律所針對的特定人而只是法律所作出禁止的大量對象之一，但當他首次定罪則會明顯而切身要求他對行為受到譴責予以注意，在這次定罪后的一次重復犯罪可被視為更應受譴責性，因為他在通過以前的懲罰而因其行為受到強有力的非難后，堅持了該行為。行為人曾經因犯罪行為受到過刑法的懲罰、矯正，對刑罰的報應后果有過直觀體會，可以說對行為可能招致的后果有著更為清楚的認知，在該情況下再犯罪足見犯意之堅決，主觀惡性較大，進而影響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大，另一方面來說對于存在前科的犯罪人再犯罪，是之前施加于其的刑罰教育改造功能的失效，預防其再次犯罪的成本、難度愈大，故也影響到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增加。這也是前面論述中提到的因犯罪事實的復雜性，有的量刑情節兼具反映行為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從而能夠同時影響報應刑和預防刑，需要在兩部分中都適當加以考慮。在主觀選擇具體化的過程中，因外界因素介入或主觀選擇發生變化，可能發生犯罪形態的中止、未遂，也有可能加入其他犯罪人共同作用行為及結果，都影響了個體行為的危害大小，刑法條文專就犯罪未完成形態、共同犯罪形態設置了法定刑，但具體事實中不同行為的違法性及不同行為人的有責性都有所區別，在法定量刑情節中還存在一定的酌定考慮情節，尤其是共同犯罪中存在多個犯罪參與人的情況下，可能存在多個主犯或多個從犯，不同主體間參與犯罪的積極性、對共同犯罪的影響都有所區別，正是這個區別劃分了不同主體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理應在報應刑上有所不同。雖說影響報應刑的因素主要源自犯罪過程中，但主體選擇的具體化也受到罪前因素的影響，主體選擇存在一定演變過程，尤其是受到外因所刺激，形成或加劇犯罪動機的情況下，影響了行為人的主體選擇，有可能會影響對行為人的苛責程度，也就是說行為人的主觀危害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沖抵，從這個角度來說，犯罪起因通過作用于犯罪動機而成為影響報應刑的酌定量刑情節而存在。
確定報應刑后，要適用反映人身危險性的量刑情節在報應刑幅度內對刑罰進行調節，進而確定宣告刑。體現人身危險性的量刑情節即影響預防刑的量刑情節，包括行為人主體情況、罪前表現、是否初涉犯罪、罪后表現等。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印發《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的通知
法[2106]3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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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河北、湖南、廣東、重慶、陜西省（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局）、國家安全廳（局）、司法廳（局）：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授權決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形式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試點辦法》），現予印發，并就有關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要充分認識開展試點工作的重大意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是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部署的重大舉措，是依法推動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具體化、制度化的重要探索。這項改革，有利于及時有效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有利于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人權司法保障；有利于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公正與效率相統一；有利于探索構建科學刑事訴訟體系，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要充分認識試點的重大意義，積極、穩妥、有序推進試點工作。
要及時制定實施方案。試點地方為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沈陽、大連、南京、杭州、福州、廈門、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西安。各地要結合當地實際，根據《試點辦法》制定實施方案或實施細則，分別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備案。
要加強協調配合。各地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在分工負責、各司其職的基礎上，要加強溝通協調，明確辦理試點案件的政策把握、法律適用原則，共同研究解決試點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合力推進試點工作。
要加強監督指導。各地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授權決定》和《試點辦法》，準確把握改革試點要求。要加強對下監督指導，密切關注轄區試點開展情況，及時發現問題，梳理情況，總結經驗，強化指導，確保試點工作依法規范開展。試點工作情況，每季度分別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1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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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
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
（2016年11月16日印發，法[2106]386號）
為確保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依法有序開展，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結合司法工作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一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同意量刑建議，簽署具結書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第二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喪失辯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辯護人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有異議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為不構成犯罪的；
（四）其他不宜適用的情形。
第三條? 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遵循刑法、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強化監督制約，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懲罰，確保司法公正。
第四條? 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堅持下列原則：
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充分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結合認罪認罰的具體情況，確定是否從寬以及從寬幅度，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確保辦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堅持罪責刑相適應，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后果，依照法律規定提出量刑建議，準確裁量刑罰，確保刑罰的輕重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堅持證據裁判，依照法律規定收集、固定、審查和認定證據。
第五條? 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法律幫助，確保其了解認罪認罰的性質和法律后果，自愿認罪認罰。
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根據人民法院、看守所實際工作需要，通過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駐值班律師、及時安排值班律師等形式提供法律幫助。人民法院、看守所應當為值班律師開展工作提供便利工作場所和必要辦公設施，簡化會見程序，保障值班律師依法履行職責。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沒有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符合應當通知辯護條件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六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作為其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的重要考慮因素，對于沒有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取保候審、監視居住。
第七條? 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見，并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或者賠償被害人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作為量刑的重要考慮因素。
第八條? 在偵查過程中，偵查機關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可能導致的法律后果，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的，記錄在案并附卷。
犯罪嫌疑人向看守所工作人員或辯護人、值班律師表示愿意認罪認罰的，有關人員應當及時書面告知辦案單位。
對擬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偵查機關應當在起訴意見中寫明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情況。
第九條?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需要撤銷案件的，辦理案件的公安機關應當層報公安部，由公安部提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
第十條? 在審查起訴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可能導致的法律后果，就下列事項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記錄在案并附卷：
（一）指控的罪名及適用的法律條款；
（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從寬處罰的建議；
（三）認罪認罰后案件審查適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聽取意見的情形。
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同意量刑建議和程序適用的，應當在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簽署具結書。
第十一條?? 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的，應當在起訴書中寫明被告人認罪認罰情況，提出量刑建議，并同時移送被告人的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
量刑建議一般應當包括主刑、附加刑，并明確刑罰執行方式。可以提出相對明確的量刑幅度，也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提出確定刑期的量刑建議。建議判處財產刑的，一般應當提出確定的數額。
第十二條? 對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一般應當在受理后十日內作出是否提起公訴的決定；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十五日。
第十三條?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可以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提起公訴。
具有法律規定不起訴情形的，依照法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不起訴的，或者經公安部提請批準撤銷案件的，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應當調查權屬情況，查明是否屬于違法所得或者依法應當追繳的其他涉案財物。案外人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提出權屬異議的，應當進行審查。
確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屬于違法所得、違禁品或者供作案所用的本人財物，除依法返還被害人的以外，應當在撤銷案件或者作出不起訴決定后三十日內予以收繳，一律上繳國庫。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不能確認屬于違法所得或者依法應當追繳的其他涉案財物的，不得收繳。
第十五條? 人民法院審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可能導致的法律后果，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
第十六條? 對于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當事人對適用法律沒有爭議，被告人認罪認罰并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適用速裁程序，由審判員獨任審判，送達期限不受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限制，不進行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當庭宣判，但在判決宣告前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最后陳述。
適用速裁程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一般應當在十日內審結；對可能判處的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十五日。
第十七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速裁程序審理：
（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的；
（二）案件疑難、復雜，或者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對指控事實、罪名、量刑建議有異議的；
（四）被告人與被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沒有就附帶民事賠償等事項達成調解或者和解協議的；
（五）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
第十八條? 對于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案件，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可以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審判，在判決宣告前應當聽取被告人的最后陳述，一般應當當庭宣判。
第十九條? 人民法院適用速裁程序或者簡易程序審查的認罪認罰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轉為普通程序審理：
（一）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
（二）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三）其他不宜適用速裁程序或者簡易程序審理的情形。
第二十條? 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具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
（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
第二十一條?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同意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被告人、辯護人仍有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
第二十二條? 對不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的認罪認罰案件，應當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內從輕判處刑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處罰，確實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應當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第二十三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被告人不服適用速裁程序作出的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的案件，可以不開庭審理。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原判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原判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適用普通程序重新審判。
第二十四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中，有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權錢交易、放縱罪犯等濫用職權、徇私枉法情形，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紀律處分。
第二十五條?? 國家安全機關依法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適用本辦法中有關公安機關的規定。
第二十六條? 辦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案件，本辦法有規定的，按照本辦法執行；本辦法沒有規定的，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
第二十七條? 原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相關規定可以參照執行，本辦法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沈陽、大連、南京、杭州、福州、廈門、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西安試行。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試行二年。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秘書一處 ????????????2016年11月16日印發
]]>（法釋〔2013〕10號，2013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75次會議、2013年4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2013年4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75次會議、2013年4月1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3年4月27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13年4月23日
為依法懲治敲詐勒索犯罪，保護公私財產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現就辦理敲詐勒索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敲詐勒索公私財物價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
第二條 敲詐勒索公私財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數額較大”的標準可以按照本解釋第一條規定標準的百分之五十確定：
（一）曾因敲詐勒索受過刑事處罰的；
（二）一年內曾因敲詐勒索受過行政處罰的；
（三）對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或者喪失勞動能力人敲詐勒索的；
（四）以將要實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殺人、綁架等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犯罪相威脅敲詐勒索的；
（五）以黑惡勢力名義敲詐勒索的；
（六）利用或者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軍人、新聞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詐勒索的；
（七）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
第三條 二年內敲詐勒索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的“多次敲詐勒索”。
第四條 敲詐勒索公私財物，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三項至第七項規定的情形之一，數額達到本解釋第一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百分之八十的，可以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第五條 敲詐勒索數額較大，行為人認罪、悔罪，退贓、退賠，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有關部門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一）具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的；
（二）沒有參與分贓或者獲贓較少且不是主犯的；
（三）被害人諒解的；
（四）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
第六條 敲詐勒索近親屬的財物，獲得諒解的，一般不認為是犯罪；認定為犯罪的，應當酌情從寬處理。
被害人對敲詐勒索的發生存在過錯的，根據被害人過錯程度和案件其他情況，可以對行為人酌情從寬處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第七條 明知他人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為其提供信用卡、手機卡、通訊工具、通訊傳輸通道、網絡技術支持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第八條 對犯敲詐勒索罪的被告人，應當在二千元以上、敲詐勒索數額的二倍以下判處罰金；被告人沒有獲得財物的，應當在二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判處罰金。
第九條 本解釋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敲詐勒索罪數額認定標準問題的規定》（法釋〔2000〕11號）同時廢止；此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