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來，我國融資租賃業發展迅速，市場規模逐步擴大，在推動產業創新升級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總體上融資租賃對各行業的覆蓋和滲透情況還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且還存在管理體制不適應、法律法規不健全等突出問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快融資租賃業發展得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融資租賃業市場規模和競爭力水平要達到位居世界前列的整體目標”，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隨著融資租賃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數量激增應在意料之中，這就需要相關企業對該部分法律風險給予高度重視，做到預防為主、訴訟為輔，全面防范企業在合同訂立及履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法律風險。
以下，筆者通過一則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例，就合同當事人之間不被認定為融資租賃法律關系的訴訟風險進行解析，以供實務參考。
【案情簡介】
原告某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簡稱租賃公司）將上海某餐飲管理公司（簡稱餐飲公司）及費某等作為被告訴至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原告訴稱：原告與被告餐飲公司簽訂了《租賃合同》，約定原告作為出租人以租賃方式向被告餐飲公司出租標的物即裝飾材料1批，被告費某等作為被告餐飲公司的保證人向原告提供連帶保證并簽訂了保證書，原告按被告餐飲公司請求向案外人購買標的物并交付被告后，被告餐飲公司自第11期租金（共計36期租金）開始出現逾期并一直未予支付，故請求解除《租賃合同》并由被告餐飲公司清償欠付租金及逾期付款違約金約合人民幣280萬元，被告費某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被告辯稱（案涉幾名被告委托了同一位代理人），訴爭租賃物依法不屬于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租賃物的范圍，涉案合同均由原告借雙方履行案外其他合同之機私自加蓋被告的公章而形成，名為融資租賃，實為詐騙，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裁判觀點】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餐飲公司為解決自身債務，通過與原告簽訂融資租賃合同的方式向原告融資，原告與被告餐飲公司及案外人簽訂的《買賣合同》系虛構的，本案中并不存在真實的買賣合同關系，原被告之間構成名為融資租賃實為民間借貸的法律關系，鑒于原告并非可從事經營性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其與被告餐飲公司簽訂的租賃及買賣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蓋從事民間借貸業務這一非法目的，合同應屬無效。經向原告釋明本案法律關系的定性和效力問題，原告不同意變更訴請，故判決駁回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原告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案例評析】
目前，出租人因承租人逾期付租、且已經達到合同解除條件而提起訴訟，承租人因逾期付租導致出租人依約取回租賃物而提起訴訟，是融資租賃合同案件中兩種主要的糾紛類型，涉及頻率最高的法律條款是合同法第248條，然而本案爭議的焦點是當事人雙方是否存在融資租賃法律關系，與此相關的法律依據除了合同法第237條外還有融資租賃司法解釋的第1條。
融資租賃法律關系，在法律屬性上即是租賃法律關系的一種，既然是租賃，承租人除支付租金以外還有一項主要義務就是返還租賃物，因此融資租賃合同所涉及的標的物亦應當具備返還原物的可能性，本案所涉標的物為裝飾材料，裝飾材料是動產，裝修完畢后即附合于不動產，成為不動產的重要成分，不再具有返還的可能性或者說返還將嚴重影響其經濟價值，因此無法作為租賃物。再結合《國際融資租賃公約》中關于“租賃物應為不動產、廠場或其它設備”的協定，以及《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中關于“適用于融資租賃交易的租賃物為固定資產”的規定來看，將裝飾材料作為標的物主張融資租賃法律關系成立，難圓其說。
進一步講，本案中原告提交的用以證明其向被告餐飲公司交付標的物的《租賃物交付與驗收證明書》無論是在交付時間上還是交付證明書記載內容上均有瑕疵，且存在與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相矛盾的地方，人民法院結合全案證據，認定原被告之間僅有資金往來，實際構成借款關系，并在此基礎上認定合同無效，筆者認為并無不妥。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對名為融資租賃合同，但實際不構成融資租賃法律關系的，人民法院應按照其實際構成的法律關系處理”，本案在不構成融資租賃關系的情況下并不當然導致合同無效，而原告既未舉證本案實際構成何種法律關系，在法院釋明后又仍然堅持原訴訟請求，依據不告不理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雖沒有明確規定不告不理的審判原則，但從其具體規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立案及審判須依原告起訴方能進行，且原則上人民法院不對原告訴請以外的事項進行審理和判決），人民法院在認定合同無效的情況下直接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并沒有違反前述司法解釋的規定，理據充分。
綜理該案，租賃公司在合同訂立之初即存在法律概念理解不清或有意為之的風險，后于訴前準備不足，加之訴訟過程中不能及時作出有效決策，導致案件功虧一簣，雖然還有以其他法律關系為由另案起訴的機會，但所耗費的經濟、時間和人力成本，已無法挽回，說是深刻的教訓亦不為過。
【結語】
病到醫時方恨晚，訴至公堂幾多煩，訴訟風險之大，可大到全盤皆輸，所以無論是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的企業還是其他領域的企業，一方面要尊崇證據乃訴訟之母的真理，另一方面要在企業內部建立風控體系的同時在外部聘請專業的律師團隊作為法律顧問，如此便可在訴前提供最佳的訴訟方案，訴中提供靈活合理的訴訟策略，從而最大限度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以最低的成本防止或挽回企業不必要的財產損失。
【相關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14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條
《國際融資租賃公約》（中國于1988年加入并簽署）第1條
《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第4條
【本文所涉案例案號】
（2013）長民二（商）初字第1309號
（2014）滬一中民六（商）終字第469號
【延伸解讀】
在本案中，原告申請對案涉四名被告進行了財產保全，司法實踐中，因申請財產保全錯誤給被申請人造成損失的情況時有發生，其中有當事人申請錯誤的情形，也有法院進行財產保全錯誤或保全不當造成損失的情形。就本案而言，如原告申請保全，影響了被申請人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使其在利潤上遭受損失，很可能產生被被申請人起訴賠償損失的風險（錯誤保全損害賠償糾紛），而這樣的訴訟風險對原告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筆者通過檢索找到兩起賠償案例，雖非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但被保全人起訴申請保全一方要求承擔賠償責任，相關訴訟請求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前述兩起賠償案例的案號分別為（2009）廈海法事初字第49號、（2010）閩民終字第294號和（2014）粵高法民一終字第71號、（2016）最高法民申1212號，在此謹作簡短延伸，供讀者參閱。
作者：丁錚?大成律師事務所，來源：海壇特哥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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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印立
來源：微信公號“采安律師事務所”
原題：論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的理論基礎
一、前言
我國《合同法》第286條規定了建設工程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2002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該《批復》對建設工程承包人優先受償權與其他權利的順位、行使期限等做了進一步規定。但遺憾的是，其對該權利的性質未加以明確，致使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存在不同觀點。而要討論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的性質，明確其產生的理論基礎顯得十分重要。
關于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產生的理論基礎，目前學界存在多種觀點。本文對主要觀點進行了歸納、總結和評說，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二、學者的主要觀點及評說
關于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的理論基礎，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共有說”
該說認為，不動產工程人員（包括工程師、建筑師、承攬人等）對其所修建的不動產，可視為不動產工程人與債務人的“共有物”，因為沒有不動產工程人員的勞動和資金的投入，此項不動產就不會存在，所以不動產工程人員就其債權對該不動產應享有優先權，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此種基于“共有”觀念或“準共有”而成立的優先權，具有促進特種事業發展的功能，不僅體現了“公平”的理念，而且具有功利主義的理由。
可以看出，該觀點中將不動產工程視為“共有”的主要支撐在于，無不動產工程人員的勞動和資金的投入，該不動產就不會存在。然而，債法中除不當得利和侵權之債外，幾乎所有的債權都可以解釋為因債權人的勞務或資金加入而成立，為何獨建設工程上成立此種權利？而且，事實上建設工程承包人與發包人之間成立的是一種承攬合同關系，而不是共有關系。承包人只擁有對發包人的債權，而無對工程本身的所有權或共有權。“共有”或“準共有”的提法試圖以物權方法解釋債權行為，使債權變成物權，反而使債權關系不清。
2、“增值說”
《法國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均規定該權利以不動產的增值為限，明確反映了增值觀念，勞動創造的價值使不動產獲得了增值。既然債權人的行為使債務人的財產得以增加或避免了債務人財產的減少，那么就歸入債務人財產的增值部分而言，債權人在該增值部分就應當優先于其他債權人而受清償。
承包人的勞動成果凝聚于建設工程之上，并形成不動產的增值。但由此而引起的債務人財產增加是否即為承包人享有優先受償權之理由，則存有疑問。首先，該“增值”并非單方面的增值，而是以債務人支付價款為代價；其次，“增值”這一說法不確切，其是指土地以外整個已建工程的價值，還是已建工程價值與發包人支付價款的差額？若指前者，則其他任何雙務合同中豈不均有“增值”產生？若指后者，《批復》中規定建設工程優先受償的價款范圍包括承包人為建設工程應當支付的工作人員報酬、材料款等實際支出的費用，很明顯這與后者所謂的“增值”不符。
3、“工資優先說”
該說認為，在工程建筑承包合同中，發包人拖欠承包人工程款的現象十分嚴重，尤其是許多承包人是貸款建設，拖欠工程款不僅使一些承包人的職工不能領到工資和報酬，而且使許多承包人資金嚴重困難，甚至破產，由此影響社會安定。基于這一原因，《合同法》為了強化對承包人的保護，設定了優先受償權。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對建筑物承包人自身的債權給予優先保護，而是為了防止建筑物承包人拖欠職工尤其是廣大農民工的工資，從而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本文認為該觀點值得商榷。首先，工程實踐中農民工一般都是與勞務公司簽訂合同，再由勞務公司與承包人簽訂勞務分包合同。根據合同相對性原理，農民工完全可以向勞務公司或承包人主張權利，而不必直接向發包人要求支付工資。其次，依該說，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優先受償范圍應以工資和勞務費用為限，不應包含材料款等費用。這與《批復》中規定的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的優先受償范圍不符。再次，若該說成立，則任何雙務合同均存在職工工資的保護問題，為何獨對建設工程承包人予以特殊保護？
4、“公平說”
該說綜合了上述部分學說的觀點，認為：首先，由于承包人的勞動而使得其因勞動所享有的工程款債權與該建設工程有一種天然的牽連關系。從立法上看，存在牽連關系的債權比不存在牽連關系的債權在受償時處于更優越的地位；其次，如果沒有承包人建設的工程，則其他債權人的債權請求就難以從該建設工程價值中實現；再次，假定承包人的工程價款債權得不到實現，承包人就很難對經過折價或拍賣后的建設工程的質量維護、隱蔽瑕疵負責。這對于建設工程的受讓第三人的生產、生活將構成巨大威脅；最后，如果承包人的債權得不到實現，還影響建筑人員勞動工資債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制度還帶有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
該說類似法律規定中的“兜底條款”，確實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從其具體觀點來看，仍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關于“牽連關系”的觀點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事物的本質，值得進一步探討；
其次，如果認為沒有承包人建設的工程，其他債權人的債權請求就難以從該建設工程價值中實現，那么一旦承包人就工程價款全部優先受償，則其他債權人的債權豈不落空？況且，即使不存在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其他普通債權人仍可以就建設工程平等受償，似乎機會應該更多些；
再次，對建設工程瑕疵保修義務并非承包人享有優先受償權的理由。買賣合同中的出賣人對標的物同樣負有瑕疵擔保義務，該瑕疵擔保義務亦可同樣事關重大，然而出賣人就標的物并不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
最后，關于影響建筑人員勞動工資的觀點同樣也是不能成立的，理由不再贅述。
三、本文觀點
首先，從立法過程來看，建設工程的優先受償權是為了保護承包人的合法權益，而非以保護農民工工資為直接目的。對此，有學者就曾指出：“為了切實解決拖欠工程款的緊迫問題，保障承包人工程價款權利的實現，合同法做了上述規定。”“針對社會上嚴重存在的拖欠承包費問題，規定：‘為保護承包人利益，可規定承包人對建設工程有法定抵押權。’”而且，在《合同法》制定之初，社會上尚未出現大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保護農民工利益”之說并無現實基礎。進言之，基于合同相對性原理，發包人拖欠承包人工程款與工人工資及農民工工資難以保障并不具有必然聯系。由此可見，《合同法》中關于建設工程承包人優先受償權的規定是為了保護承包人的經營利益，而不是直接保護農民工的生存利益。至于其對保護工人工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多是該制度的衍生出的一種功能，而非立法基礎。
其次，從合同特點上看，建設工程合同是承攬合同的一種，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正是基于該合同特點而生的一種權利，是基于勞動成果物化的一種由私力救濟而生的權利。
“承攬合同是買賣合同的變種。這一類合同表明看來是貨幣和特定工作成果的交換，但實際上，雙方當事人進行的不是貨幣與一般商品物的交換，而是完成工作的一方按相對方的特別指定，把自己的特定內容的活勞動，與特定的物品相結合，形成物化工作成果，作為商品出賣。”那么，我們可以把承攬合同的履行與買賣合同進行比較。買賣合同中，出賣人一般在交付標的物時即可得到相應價款，在對方未支付相應價款時，出賣人可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為對待給付。而在承攬合同中，由于其勞務與特定標的物相結合非瞬間所能完成，而是一個持續的、往往是先予給付的過程，若定作人不按約支付價款，則會陷承攬人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此時，基于公平原則，法律對承攬人拒絕交付工作成果的行為應予以認可。“法律一旦認可當事人基于自力救濟可以不歸還占有物或扣押其易于控制的物,就會發現僅將救濟行為本身合法化是不夠的,因為下一步必然面臨著占有物應如何處置的問題,如果不認可變價受償權,民事關系將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并且債權人因此反而背上了妥善保管留置物的負擔,這是不公平的。”這就是承攬人對其勞動成果之留置權產生的根源。日本的近江幸治教授曾指出：“拒絕履行制度來自于羅馬法的惡意抗辯。這種惡意抗辯以后發展成兩個方向：一個是雙務合同關系中同時履行抗辯權；還有一個是作為債權保全制度的留置權。”
建設工程承包合同中，承包人的勞動與工程材料等相結合物化成建設工程成果。工程完成后，在發包人拒絕按約支付工程款時，除該不動產工程外，承包人并無其它更有利的“砝碼”行使抗辯。基于公平原則，在承包人向發包人交付其完成的工程之前，承包人基于其對該不動產工程的控制權和占有權，拒絕交付并按一定的程序行使優先受償的權利是順理成章的。
最后，從經濟的觀點看，基于經濟上發揮不動產效能之理由，不以占有標的物作為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成立的要件，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揮不動產標的物的價值。在承包人交付建筑工程后，其仍對該工程享有優先受償權，主要是基于建筑工程的不動產屬性，避免因占有而導致無法發揮其使用價值和經濟效用。周林彬教授對此曾進行過詳細闡述：“由于不動產性質的不可移動性，且不動產體積或實物形態較大，并由債權人占有，……?由此增加債權人的債權實現費用，有違公平原則和擔保物權效率原則。”若要求承包人占有標的物，則“使得該不動產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不能使用該不動產，將妨礙該不動產的經濟效用和社會效用，造成巨大浪費。”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建設工程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是法律基于公平原則，根據建設工程承包合同的特點，賦予承包人以其物化的勞動成果對其債權進行擔保并優先受償的、一種基于私力救濟而生的權利。
四、結論
本文通過對學界主要觀點的分析、評說，結合建設工程合同的特點，對建設工程優先受償權產生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探討。本文認為，建設工程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是法律基于公平原則，根據建設工程承包合同的特點，賦予承包人以其物化的勞動成果對其債權進行擔保并優先受償的、一種基于私力救濟而生的權利。
]]>關鍵詞：增資協議? 解除? 合同法? 公司法
裁判主旨：認股人繳納股款后，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內通過法定程序將其吸納為股東的，認股人可以解除認股協議要求退還出資款。
案情簡介：
2009年11月17日，袁愛國以“武漢市新陽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的名義承接天賜公司投資新建的養殖場，雙方簽訂《建設工程承包合同》。合同中約定工程造價1300000元，以工程竣工驗收為準，工期80天；付款方式：天賜公司按進度向袁愛國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三分之一價款，每次約100000元，剩余款項決算后，其中50%在一年內分期給付，另50%入股天賜公司的養雞項目。2011年10月5日，工程竣工驗收后，雙方對工程款進行結算，袁愛國承接的工程總價款為3130210元。2011年12月22日，袁愛國與天賜公司簽訂《入股協議》，約定袁愛國以天賜公司下欠的工程款700000元入股天賜公司雞場項目，準確的股本比例經精確測算后經工商注冊后正式生效。《入股協議》簽訂后，天賜公司遲遲未對袁愛國入股700000元進行準確的股本比例精確測算，也未辦理工商變更登記。袁愛國認為《入股協議》未生效，其本人亦未作為實際股東參與養殖場的經營，故訴請法院要求依法判令解除之間簽訂的《入股協議》，并要求天賜公司支付工程款700000元及利息損失（從結算工程款后約定一年付款日時即2012年10月6日起按日萬分之五計息）。
法院觀點：???????????????????????????
武漢新洲法院：袁愛國以“武漢市新陽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的名義承接天賜公司投資新建的養殖場，工程竣工驗收，雙方對工程款進行結算后，袁愛國將工程款700000元入股天賜公司，雙方簽訂《入股協議》，雙方意思表示真實，雙方亦無異議，該《入股協議》依法成立，合法有效。雙方簽訂《入股協議》內容包含兩個含義，一為雙方約定袁愛國將天賜公司所欠工程款700000元債權入股，二為雙方約定袁愛國的出資以其準確的股本比例經精確測算后經工商注冊正式生效。上述《入股協議》簽訂后，天賜公司有義務對袁愛國的入股資金進行精確測算，但未組織人員或委托他人對袁愛國的入股資金進行精確測算，又未辦理工商變更登記，致使袁愛國不能實現合同的目的，天賜公司屬于根本違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一款第四項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當事人一方延遲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故袁愛國可以解除合同，故對袁愛國主張解除雙方《入股協議》的請求予以支持。雙方解除合同后，天賜公司應當支付袁愛國工程款700000元。雖然天賜公司遲遲未辦理工商變更登記，但袁愛國也一直未提交書面請求，致使袁愛國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自身也有一定過錯，故對袁愛國要求天賜公司賠償利息損失的請求不予支持。雙方簽訂《入股協議》后，因雙方的原因，雙方對精確股本的測算不能達成一致意見，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袁愛國還不是天賜公司的合法股東身份，天賜公司辯稱袁愛國不能撤資的行為與事實不符，對此不予采信。
武漢市中院：本院認為袁愛國與天賜公司簽訂的《入股協議》系自然人與法人之間設立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袁愛國與天賜公司于2011年12月22日簽訂《入股協議》，并按照協議約定履行了出資義務，至2014年12月23日，袁愛國向法院提起訴訟時，天賜公司仍未確定袁愛國入股的份額，也未確定袁愛國的股東身份，使袁愛國希望與天賜公司其它股東同步成為公司股東享有股東權利的目的不能實現，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四條規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情形。因此，袁愛國依法享有解除合同的權利。原審法院判決解除袁愛國與天賜公司簽訂的《入股協議》并無不妥，對天賜公司關于繼續履行合同的上訴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蔡思斌律師評析：
增資協議屬于合同的一種，其履行與基礎問題，除受《公司法》調整外，還應適用《合同法》的相關規范。人股權繳納股款后，公司未在合理期限內通過法定程序將其吸納為股東的，認股人可以解除認股協議要求退換出資款。
實務中，法院處理此類案件適用的法律條文主要是《合同法》第94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
（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
（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
（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同時結合《公司法》相關規定予以綜合認定。
另至于訴訟中公司表示吸納原告作為股東所提交的相關證明、決議等，因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一般實務中法院不予確認。?
本文摘錄于福州商事審判觀察匯編。福州商事審判觀察系蔡思斌律師在長期關注、搜集福州地區及其他法院商事審判實例，并結合自身多年辦案經驗的基礎上歸納、編輯、原創而成。轉載請注明出處。此文中所涉及姓名均為化名。
案例索引：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鄂武漢中民商終字第02050號“袁愛國與武漢天賜養殖有限公司企業債權轉股權合同糾紛案”，見《袁愛國與武漢天賜養殖有限公司企業債權轉股權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審判長鄧萬杰，審判員廖艷平、陶歆），載《無訟案例》（201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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