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戀愛期間轉賬發生的爭議，主要集中在贈與和借貸兩種類型上。但本案則較為特殊，原告認為屬于委托理財糾紛。對于委托投資理財關系證明，需要有更加確切的證據，在無書面合同且雙方系戀愛關系的情況下，法院基本不會輕易認定雙方構成委托理財關系。

就本案而言，從雙方的聊天記錄來看“嗯，賺了我們買房……要不我們賺了，先拿出點本。反正你虧了也沒事。我真的不要你還錢”可以看出原告轉賬款項實際是為了增加雙方財產，目的是雙方婚后生活，結合雙方并未提及利潤分配等問題，足以說明雙方之間不是委托理財關系。從情理而言，原告向被告轉賬款項性質顯然更接近于“以結婚為目的的附條件贈與”，如果本案原告選擇以贈與合同作為請求權基礎，或許結果會有所不同。雖然原告已經向被告主動提出自愿放棄該筆款項，但該表示是女方仍想維系戀愛關系而言，在雙方戀愛關系已結束、不可能成就婚姻的前提下再行主張撤銷贈與情有可原，或許會比這個不倫不類的委托理財糾紛更符合常理，更有可能勝訴。

案情簡介：

陳某紅、弓某強曾系男女朋友。2021年10月的6日、7日、8日、15日，陳某紅分別向弓某強轉賬40,000元、50,000元、20,000元、40,000元，合計150,000元。

雙方分手后，陳某紅以上述款項是委托理財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弓某強返還。

訴訟過程中，法院查明陳某紅、弓某強曾有如下微信聊天：

陳某紅：“老公，你有多少錢賬戶里。除了我的。”弓某強：“現在基本沒幾萬了……”陳某紅：“不是現在。之前。空原油之前。”弓某強：“20出頭。”陳某紅：“哦哦，咱們今年多翻幾倍。如果這就是頂的話。”弓某強：“能行？說說看”陳某紅：“慢慢空下去唄。我覺得taper就是頂。我不著急。虧了我不怪你。虧了我不要你還。”弓某強：“謝謝豬……”陳某紅：“嗯，賺了我們買房。至少超出之前預算一些。買個電梯的哈哈哈哈……要不我們賺了，先拿出點本。反正你虧了也沒事。我真的不要你還錢……”

2021年11月18日，陳某紅、弓某強進行微信聊天，弓某強稱：“拿了你的錢，本來我就打算直接還你18萬。你即便說不要，我也沒打算不給你……”

2022年2月14日，陳某紅、弓某強進行了電話溝通陳某紅：“因為我那時候跟你是一體的，我覺得我們倆是利益共同體……”陳某紅：“但是我當時沒想到你是這樣子，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我為什么要借錢？我為什么要拿錢出來？”……陳某紅：“因為我想要回我的分成，我不能容忍別的女人拿我的東西。我在這邊痛苦的時候，你在跟別的女人拿著本來屬于我的東西在那花……”陳某紅：“我不是要，但是我當時可以那些錢全部給你，我都不要錢，我就覺得……”弓某強：“我聽懂了，我聽懂了。你不能忍受我出軌對不對？你不能忍受我拿著你的錢就是你借給我的錢，然后我盈利了等等這些錢去跟別人享受生活對吧？你就是這兩個點。”陳某紅：“對……”陳某紅：“那就按你說的來吧。”弓某強：“按我說的什么來，你說一下。我給你3萬塊錢，然后咱以后就分個清楚，還是怎么樣，你是怎么想的。”陳某紅：“算了我不要錢，就這樣吧，這樣以后也不要再見了。”弓某強：“我沒有聽清楚，剛才我這網不太好，你說什么？”陳某紅：“我說算了我不要錢，以后我把你刪了，以后我們再也不聯系了。”弓某強：“你不要錢，然后互刪了，再不聯系是這樣？”陳某紅：“嗯……”

一審法院觀點：

本案中，在雙方未簽訂書面合同的情況下，需基于其他事實分析是否構成委托理財合同關系。從微信聊天內容看，2021年10月8日，陳某紅詢問弓某強保證金是否足夠，并主動向弓某強提供款項；2021年10月9日，陳某紅再次詢問弓某強保證金是否足夠，并自愿向弓某強進一步提供款項支持；2021年10月18日，陳某紅安慰弓某強，錢虧了沒有關系，并鼓勵弓某強，待賺錢以后一起買房；2021年11月18日，弓某強向陳某紅表示自愿返還180,000元。從上述聊天內容中難以看出雙方具有建立民間委托理財的意思表示，相反，誠如陳某紅在電話錄音中所述，該聊天內容反映了陳某紅、弓某強欲在戀愛期間努力經營雙方財富，為今后婚姻做準備。另，從陳某紅提供的證據中也難以看出雙方曾對收益分配等合同主要權利義務進行過約定，陳某紅也從未主張過所謂的投資所得。因此，根據陳某紅現有證據，尚難以證明雙方形成民間委托理財合同關系。此外，若誠如陳某紅主張的本案系民間委托理財合同糾紛，從雙方的電話溝通內容看，陳某紅反復向弓某強表示“我不要錢”，已明示放棄相關利益。

綜上，在陳某紅、弓某強之間并未形成民間委托理財合同關系的情況下，陳某紅在此基礎上主張的全部訴訟請求亦難以成立，一審法院對陳某紅的全部訴請均不予支持。

二審上海二中院觀點：

結合已查明的事實，本院難以認定陳某紅與弓某強之間成立民間委托理財關系。主要理由在于：其一，陳某紅與弓某強之間從未簽訂過民間委托理財的書面協議，陳某紅也未舉證證明雙方之間形成過委托理財的合意。陳某紅向弓某強支付案涉款項時，既未表明該款項系理財款，也未注明款項的用途，而從轉賬當時雙方的微信聊天記錄來看，陳某紅是為了幫助弓某強補充期貨保證金而向弓某強提供款項，該行為并不能證明雙方之間系民間委托理財關系。其二，從陳某紅與弓某強的微信聊天記錄以及通話錄音來看，陳某紅在雙方維持戀愛關系期間從未表示過案涉款項系理財款，也從未向弓某強主張過理財收益，而只是在雙方結束戀愛關系后才主張委托理財關系，但弓某強從未認可，而是堅持認為案涉款項系借款。與此同時，陳某紅還多次表示“虧了我不要你還”“我真的不要你還錢”“我不要錢”等，表明陳某紅也認可雙方之間并非委托理財關系。雖然陳某紅與弓某強在微信聊天中多次就期貨交易事項進行了溝通探討，但并不能據此證明雙方之間形成民間委托理財關系。其三，從雙方結束戀愛關系后的錄音內容來看，雙方對案涉款項的性質以及支付款項的金額發生過爭論，但通話最后結束時陳某紅多次表示不要錢，并表示互刪聯系方式不再聯系，進一步證明陳某紅自始至終沒有獲取理財收益的意思表示。因此，陳某紅與弓某強之間難以成立民間委托理財關系，陳某紅在本案中向弓某強主張投資收益款，缺乏依據，本院難以支持。

索引案例：(2024)滬02民終777號，以上涉及名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