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朋友圈里發紅包本來是件圖快樂的事，偏偏有人利用發紅包進行賭博。近日，安徽省含山縣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一起在微信群利用發紅包進行賭博犯罪的案件，13名被告人涉賭資高達1600余萬元。福州律師
2016年7月，被告人高某等5人經商議后，合伙將各自擁有的參賭人員資源整合在一起，利用手機微信上的建群功能，先后建立微信群名稱為“故事演員”“夢想”“故事牛牛”“GS不喝水無梭哈”的賭博群，設定了微信群內的賭博方式和規則，由一人坐莊，其他參與人員下注后共同搶紅包，將莊家和每位參賭人員所搶的紅包的后3位作為數字作為牌點比較，確定輸贏和賠率，同時設定按照莊家底莊的5%、贏錢的8%的比例抽頭，另外每局再抽頭400元作為管理費。高某為了更好地“管理”微信群，雇傭楊某等8人負責財務、微信賭博群值班等工作，以更好地實現微信賭博牟利的目的。
檢察機關指控，高某等13名被告人以營利為目的，利用手機移動通訊終端上的微信建群功能，建立微信賭博群，開設賭場，接受投注、賭博活動，并從中抽頭漁利，賭資數額累計達1600余萬元，情節嚴重，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開設賭場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由于案情比較復雜，法庭宣布將擇期宣判。
福州刑案律師分享，來源：人民法院報（記者??周瑞平??通訊員??耿??宇）
]]>——浙江杭州中院判決謝檢軍、高壘、高爾樵、楊澤彬開設賭場案
? ? 裁判要旨
對以微信搶紅包形式進行網絡賭博犯罪的行為，若具有較強的組織性、開放性、經營性，應認定開設賭場罪；若組織架構簡單、封閉性強，則應認定賭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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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15年9月至11月，向勇（已判決）建立微信群，并糾集被告人謝檢軍、高壘、高爾樵、楊澤彬等人為代包手，以營利為目的，邀請他人加入，組織群內人員在微信群內采用搶紅包的方式進行賭博。賭博規則前期為固定抽頭，即上一輪搶到紅包末位數最?。ɑ蚰┪粩禐樘厥鈹底值龋┑娜送ㄟ^微信將賭資88元轉賬給代包手，代包手將其中的60元作為賭博紅包再發到群里用于下一輪賭博，并依次循環，剩余款項3元歸代包手、5元歸群主、20元放入獎金池，用于獎勵搶到特殊數字的人（如4個8、順子、對子等）以及墊付逃包的費用，若獎金池中有剩余則群主會作為福利紅包再發到群里。后期規則為浮動抽頭，賭資變為138元，代包手僅發出100元作為下一輪賭博紅包，剩余38元中3元歸代包手，其余35元放入獎金池，用于獎勵搶到特殊數字或者墊付逃包費用，獎金池中每天剩余獎金作為群主的抽頭款。其中，被告人謝檢軍伙同向勇收取賭資數額累計613224元，抽頭獲利183844元；被告人高壘伙同向勇收取賭資數額累計212149元，抽頭獲利60849元；被告人高爾樵伙同向勇收取賭資數額累計197092元，抽頭獲利56710元；被告人楊澤彬伙同向勇收取賭資數額累計131907元，抽頭獲利37127元。
被告人楊澤彬的家屬二審期間代為退贓34127元。
裁判
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以開設賭場罪，分別判處謝檢軍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25000元；判處高壘有期徒刑三年零三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判處高爾樵有期徒刑三年零三個月，并處罰金15000元；判處楊澤彬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10000元；并判令沒收作案工具，繼續追繳四被告人犯罪所得贓款。
一審宣判后，謝檢軍、高爾樵、楊澤彬不服，分別提起上訴。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開設賭場共同犯罪中，謝檢軍等四被告人均系代包手，作用相對較小，非法獲利相對較少，均系從犯，依法對被告人謝檢軍從輕處罰，對被告人高爾樵、楊澤彬、高壘減輕處罰。被告人楊澤彬系自首，予以從輕處罰。被告人謝檢軍、高爾樵、高壘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依法予以從輕處罰。四被告人案發后退贓，二審期間被告人楊澤彬的家屬又代為退贓，均酌情從輕處罰。據此，依照相關法律規定，以開設賭場罪，二審改判謝檢軍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25000元；高壘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20000元；高爾樵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15000元；楊澤彬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10000元；維持原審其余部分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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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對謝檢軍等四被告人的定性。一種意見認為構成賭博罪，主要理由是微信群較封閉，且參賭人員需要他人邀請才能加入，從此角度看，微信群具有相對固定性，規模有限；另一種意見認為構成開設賭場罪。
筆者同意后一種意見。區分賭博罪和開設賭場罪的關鍵，在于賭博犯罪活動的組織性、開放性和經營性。
1.組織性：對賭場的管理、控制及賭場規模等
賭博場所規模較小，社會公眾認知度窄。而開設賭場犯罪則具有較強的組織性。根據本案謝檢軍等四被告人及同案人員向勇的供述，涉案微信群為賭博活動制定了詳細規則，包括拉人入群、分發獎金、抽頭方式、為參賭人員墊資和收取群主抽頭分成、保管抽頭贓款、記賬等等，群主和代包手的職責分工明確具體，管理嚴密，對于何時進行賭博、參與賭博人員等均在群主控制和支配范圍內，微信群內有七八十人或上百人參與賭博，規模較大，顯示出嚴密的組織性。
2.開放性：賭博場所的固定性，參賭人員的流動性等
本案所組建的微信群系通過網絡設立的虛擬空間，具有開放性，參與賭博的人員并非均為向勇、謝檢軍等人原有微信好友，所有入群人員均可邀請他人入群參賭，在案參賭人員亦證實自己可以拉人入群，并根據獲利情況領取相應工資，群內100多人大多互不認識。涉案微信群在短時間內人數已擴展至百余人，雖然賭博微信群幾經更換，但組織者每次均提前將原群中所有成員拉入新建群，新的微信群在運作過程中也會不斷有新人加入，賭博場所不具有隱蔽性和封閉性，而具有開放性特征。
3.經營性：較為固定的場所和人員結構等
本案中，同案人員向勇伙同被告人謝檢軍等人所建立的微信群雖為虛擬的網絡空間，但建群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組織人員前來賭博，相當于為參賭人員提供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場所。組織者向勇為賭博群制定規則，且其本人另建有接待群、代包手群，用以接待即將入賭博群的成員并觀察其信譽及與代包手進行聯系，具有周密的部署和詳盡的安排，并采用將部分賭資作為搶到特殊數字的獎勵等方式調動大家積極性和熱情，吸引更多的人參與賭博，使微信群作為一個賭博場所能夠正常運行，具有經營性特征。
同時，同案人員向勇系賭博微信群的組建者，其制定賭博規則，組織人員賭博，招募代包手并安排具體流程等，對整個犯罪活動起著決定性的控制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謝檢軍等人系向勇招募而來，主要負責發紅包等事務，且代包手系多人輪換，地位和作用明顯要小，根據其在共同犯罪中實際作用、地位，可認定為從犯。對于代包手等從犯在量刑上應與賭場組織者有所區別。
本案案號：（2016）浙0109刑初1736號，(2016)浙01刑終1143號
案例編寫人：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韓??駿??錢安定??李躍華
]]>文 | 陳躍輝 博士 （?西南大學法學院）
原題 | 賭博機認定芻議
? 賭博機認定的紛爭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以賭博機為工具的開設賭場行為甚囂塵上，為了扼制這一勢頭，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及兩高接連出臺了一系列文件予以應對。
在查處相關違法犯罪案件時，涉案機器設備究竟是一般的游戲機還是賭博機往往成為認定被告人是否構成開設賭場罪、非法經營罪的關鍵。
控方一般認為，只要具有退幣、退分、控制賠率等功能，就不宜認定為普通的游戲機，而應認定為賭博機；
辯方往往聲稱，相應設備只是為供人娛樂而生產、提供。打擊賭博，指的是打擊賭博行為，而非工具。如果為了打擊賭博違法犯罪而懲罰工具的生產、銷售廠商，則撲克、麻將的生產、銷售商均難逃其責，顯然不合理。
筆者認同控方觀點。
? 財產流向的可逆性
首先，借助游戲機的退幣、退分、退彩票等功能吸引顧客進行營利性活動的，本質上均屬賭博行為。
賭博活動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粹憑借運氣好壞決定輸贏，如擲骰子；另一類必須通過一定的努力付出方可決定輸贏，如打麻將。兩者共同之處在于均通過不確定事實的出現使贏家獲得經濟利益。
使用具有退幣、退分等返利功能的機器進行游戲以獲取游戲幣或積分的情況大致屬于后者，但較之更為隱蔽。打麻將時，贏方直接從輸方得到約定賭資，而利用賭博機進行游戲并達到預定條件的玩家，則是從經營者手中取得退幣或退積分等返利。
從本質上講，區分單純的游戲和賭博的關鍵在于，消費者能否通過游戲過程獲得財產或者財產性利益。如果消費者付費游戲得到的只是游戲過程本身的樂趣，自然不涉及賭博；但如果游戲設備預先設定了某種形式的財產返還作為對消費者進一步付費游戲的物質激勵，則屬于賭博。
從流程上看，單純的付費游戲表現為資費由消費者向經營者定向流動，在經營者掙取資費的同時，玩家獲得對應的游戲過程體驗，資費流動具有單向、不可逆的特征；利用機器賭博則體現為財產流動的可逆性：根據預先設定的規則，消費者在付費后，可通過在游戲中的良好表現從經營者手里獲得物質利益的返還。
就已經查處的賭博機違法犯罪案件可知，此類機器設備的生產廠商除在機器上設置退分、退幣等類似功能外，還會為其客戶配置調難度（或曰賠率）功能。經營者在新手來玩兒或者顧客較少時，會將退幣、退分幾率調大，以吸引新手以及更多的顧客，及至對方覺得有利可圖而上癮，經營者便會將難度調大坐收其利。
經營者是永遠的莊家和長遠的勝者，玩家群體即便少數人得利，其整體也注定是輸家?！暗案狻北居赏婕胰后w付費所作，但他們只能在經營者（通過設定賠率）切走自己預定的部分后，靠運氣和“實力”來賭剩下的部分。
無論返幣、返積分抑或返還其他財產性利益的多與少，都屬于賭資的“分成”，不會改變該類經營行為的賭博性質。
? 功能上的違法
其次，將具有退分、退幣等返利功能的游戲機認定為賭博機，不會累及撲克、麻將等合法商品的生產、銷售廠商。毋庸諱言，無論是賭博機還是撲克、麻將，都可以是賭具。當其在賭博違法犯罪案件中被查獲時，都難逃被收繳甚至銷毀的命運。
但是，即使在不直接涉及任何賭博違法案件的情況下，我們仍可將賭博機歸為違禁品，禁止商家生產、銷售和市面流通，卻不能對撲克、麻將做同樣的處理，這正如海洛因與杜冷丁的區分。
盡管海洛因和杜冷丁均可能牽扯毒品犯罪，但是，海洛因是因自身的特征（如強烈的成癮性、難戒斷性及非醫用性等）被立法者評價為是“有害的”，從而被歸入法定的毒品而成為違禁品。而杜冷丁只能依托于具體的非法提供、非醫用性濫用等案件而背負毒品之名。經營者不必擔心自己依法生產、買賣杜冷丁的行為被追究法律責任，而任何生產、銷售乃至持有海洛因的行為卻均可觸犯法律而遭受懲罰。其機理在于，雖然都可以作為毒品，但海洛因屬于“功能上的毒品或法定毒品”，而杜冷丁僅屬于“用法上的毒品”。
反觀賭博機與麻將牌，如前所述，前者自身便帶有退分、退幣的賭博功能，后者自身并不帶有這一功能，只能視使用者的具體玩法定性。
或許有人認為，即便是可以退分、退幣的游戲機，只要所退分、幣只能用于游戲本身而不能從經營者那里兌換成貨幣，就不能視為賭博。的確，如前所述，只要經營者的資費不逆向流向玩家就難稱之為賭博，但是，具有退分、退幣等返利功能的游戲機的賭博機的地位，乃是國家意志所賦予的，這與法定毒品類型的確定道理是相同的：即便不用海洛因享樂而是拿它暫時緩解病痛，也無法否認其作為毒品的違禁品地位。
具有退分、退幣等返利功能的游戲機之所以被官方認定為賭博機，取決于兩個因素：
該類設備所返還的游戲幣或積分等，實際上與賭場中的籌碼一般無二，非法經營者會利用一切監管漏洞為玩家將其兌換為貨幣。
就立法學的立場而言，立法者試圖取締、懲治一項有害于社會的行為，不會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往往會進行從源頭到末端、自上游至下游的系統性規制，其中最常見的就是基于防患于未然思維的前置性立法，以從源頭上進行控制。
例如，為了預防間諜行為、侵犯公民個人隱私行為等違法犯罪活動，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將非法生產、銷售專用間諜器材或者竊聽、竊照專用器材規定為犯罪；為了防止信用卡詐騙行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將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數量較大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等等。
此類立法的共同點在于，立法者認為該類行為的下游罪行危害重大，一旦放任這類行為，從經驗的角度就難以防控其下游犯罪的蔓延，因此進行了前置性立法，理論上也稱“預備行為的實行行為化”。一旦將之視為違法犯罪，則不論其行為本身是否具有直接的危害性。例如，非法持槍者不能因為自稱持槍僅用來防衛而免責，非法種植罌粟者亦不能因為自稱為了自己治療目的種植而脫罪。
? 歷史的沿革
再次，自1996年以后的二十年來，我國關于嚴禁具有退分、退幣等功能的游戲機生產、銷售、流通的制度一脈相承，從未中斷。
國家相關部門對賭博機乃至游戲機的態度經歷過一個轉變過程。九十年代初、中期，包括具有退分、退幣功能的老虎機、蘋果機等在內的各種游戲機都曾活躍在我國的大街小巷，國家對此完全持放任態度。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由于沉溺游戲而荒廢學業、事業的事例層出不窮，深陷賭博機不能自拔累及家庭甚至危害社會的案件紛至沓來，使得國家開始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下決心進行治理，從而開啟了取締此類機器設備的時代。
長期以來，具有退分、退幣等返利功能的游戲設備在我國一直被視為賭博機，屬于違禁品，其生產、經營行為非但不受法律保護，還一直是依法查處的對象。
? 寬宥規則的適用范圍
最后，在賭博機問題上，國家對于該類機器設備的生產者、銷售者與使用該類機器設備開設游戲娛樂場所的經營者持有寬嚴不同的態度。
賭博機的生產、銷售無疑是利用賭博機實施開設賭場等違法犯罪活動的源頭，為了實現從根本上扼制此類行為，國家對于面向國內的賭博機的生產、銷售行為一直采取堅決取締的態度。在無視具體使用方式而一概取締其生產、銷售的側面，同屬違禁品的賭博機與冰毒等毒品具有同樣的特征。
不過，賭博行為的危害性顯然沒有涉毒犯罪嚴重，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相關政策的制定者進行對該方面的規制力度顯然較涉毒等嚴重罪行寬松，為涉賭博機犯罪者脫罪留下一定的余地。
比如，文化部制定的第二批《指導目錄》中，將可以退彩票的游戲機從賭博機中予以排除，從而一定程度上放開了具有此項功能的游戲機的生產和經營。
又如，文化部、公安部2015年9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游戲游藝場所監管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通知》規定：“除專用的游戲代幣、彩票及游戲過程中用于繼續游戲的累計積分外，禁止游戲游藝場所內設置具有退幣、退分、退鋼珠等賭博功能的游戲設施設備（以下簡稱賭博機）”。顯然，此項規定與之前一刀切的處理方式不同，將經營者的部分返利行為從違法行為中予以排除。
再如，兩高和公安部于2014年發布的《關于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在重申了賭博機的范圍及相應行為所構成犯罪的類型后，特別指出“對設置游戲機，單次換取少量獎品的娛樂活動，不以違法犯罪論處”。這顯然是基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所作出的抉擇，其意旨在于彌補成文法可能存在的前述缺陷，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最佳結合。
當然，對上述行為的寬宥并非意味著對其賭博性質的否定，而只是基于對合理行政、刑法謙抑性等原則的考量。上述寬宥規則只適用于在游藝場所設置相關游戲機的游戲經營者，對于具有（除退彩票外的）退分、退幣等賭博功能的游戲機的國內生產和銷售，目前的政策與二十年前的政策一脈相承，從未更改，相應的賭博機的生產和銷售一直屬非法性質，不可能受到法律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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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搶紅包是當下一種流行的娛樂方式，但是，大伙搶紅包時候要看仔細了，不要被個別變味的紅包群所蒙蔽，切不能順便加入該類群，否則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下面的真實案例給大伙提個醒。祝大家度過一個安樂、祥和的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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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2016）浙01刑終1034號
原公訴機關浙江省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吳某曉，男，1982年3月23日出生，漢族，福建省南安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個體工商戶，戶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2011年12月8日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緩刑一年二個月。因本案于2015年9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4日被逮捕?，F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吳某箭，男，1977年12月8日出生，漢族，福建省南安市人，小學文化程度，個體工商戶，戶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因本案于2015年8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4日被逮捕。現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原審被告人吳某玉，女，1984年11月27日出生，漢族，福建省南安市人，初中文化程度，無業，戶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因本案于2015年9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4日被逮捕，2016年9月22日解除羈押，2016年10月13日被取保候審。
原審被告人王某蓮，女，1977年10月29日出生，漢族，福建省南安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個體工商戶，戶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因本案于2015年8月19日被取保候審，2016年9月20日被繼續取保候審。
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審理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指控原審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吳某玉、王某蓮犯賭博罪一案，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6）浙0191刑初75號刑事判決。原審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不服，提出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閱卷，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意見，認為本案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審理?，F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定，2015年8月初，被告人吳某曉與被告人吳某箭經過協商，欲以組建微信群的方式供他人賭博而抽頭漁利。2015年8月6日，被告人吳某曉組建名為“水頭群”的微信群（先后用過“水頭群288-5包比小數點”、“水頭群288—2群小數點”、“水頭群，288～5小數點小的發”等群名），開始組織他人賭博。被告人吳某曉糾集被告人吳某玉參與，被告人吳某箭糾集被告人王某蓮參與。各被告人分工如下：被告人吳某曉為微信群群主，負責制訂賭博規則、上網招募代包手、拉福建水頭等地的人進群賭博、保管賭博抽頭贓款、分發福建水頭等地的參賭人員獎金，并擔任代包手；被告人吳某箭負責拉杭州下沙等地的人進群賭博并分發該地參賭人員獎金；被告人吳某玉負責管理代包手、記賬、分發抽頭，并擔任代包手；被告人王某蓮負責為參賭人員墊資和收取被告人吳某箭的抽頭分成。該微信群的賭博規則：由代包手代發紅包，群內賭博人員搶紅包，搶到紅包金額尾數最小的人發下一個紅包，以此循環。每個紅包288元，由發包人通過微信眾籌的方式向代包手支付，代包手向參賭人員實際發放260元（前期）或250元（后期），群主抽頭13元，代包手抽頭5元，剩余的放入獎池。搶到特殊數字的紅包，則予以獎勵，以此吸引賭博人員參與賭博。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還約定，二人對群主抽頭按六四分成。截至2015年8月18日，該微信群共計發放紅包6300多個，賭資數額累計達到人民幣180萬余元。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非法獲利共計人民幣8萬余元。
2015年8月18日，被告人吳某箭、王某蓮被公安機關抓獲。2015年9月2日，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玉向公安機關自動投案。公安機關對作案工具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的iPhone6手機、吳某玉的iPhone5s手機、王某蓮的iPhone6Plus手機均予以扣押。在本案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吳某箭退出違法所得人民幣3萬元。
原審根據上述事實和法律規定，以開設賭場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吳某曉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0元；判處被告人吳某箭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0元；判處被告人吳某玉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5000元；判處被告人王某蓮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元。并判決扣押的違法所得、作案工具予以沒收，繼續追繳其余違法所得。
被告人吳某曉上訴提出，本案應定性為賭博罪，原判對其量刑過重，請求改判。
被告人吳某箭上訴提出，原判以開設賭場罪定罪定性錯誤，應認定為賭博罪；原判量刑過重，未體現其退贓3萬元的情節，請求改判。
被告人吳某箭的辯護人提出：（1）一審基本事實沒有查清。認定涉案紅包數為6300個沒有相關證據證實，應認定為4756個；以紅包個數乘以288元計算賭資，存在重復計算；抽頭獲利的計算方法存在錯誤，未扣除墊付資金、福利紅包、逃包和未歸還的紅包。（2）本案定性有誤。微信紅包賭博有別于網上開設賭場，微信群相對封閉、參賭人員相對固定，不符合開設賭場中人員公開性和場所開放性的特征，微信紅包賭博決定資金歸屬的原因符合賭博罪中偶然性的行為特征。本案應以賭博罪定罪處罰。（3）溫州地區對于利用微信紅包賭博基本已形成統一認識，均以賭博罪定罪，不應“同案異判”。（4）一審量刑畸重。請求本院改判。
經審理查明，原判認定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吳某玉、王某蓮犯開設賭場罪的事實，有經原審庭審質證的證人伍某、王某、齊某、許某的證言及辨認筆錄，扣押決定書、清單及照片，通訊設備勘驗檢查筆錄、電子數據光盤及U盤、微信截屏照片，戶籍證明、到案經過、行政處罰決定書、刑事判決書、退贓發票、情況說明，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吳某玉、王某蓮的供述及辨認筆錄等證據予以證實。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賭資數額累計達到人民幣180萬余元”表述不當。根據在案證據，該180萬余元系參賭人員發送的微信紅包金額累計數額。被告人吳某箭的辯護人對此所提辯護意見成立，予以支持。
關于被告人吳某箭的辯護人所提涉案紅包數為6300個沒有相關證據證實，抽頭獲利的計算方法存在錯誤、應作若干扣除的意見。經查：（1）涉案紅包數量在案有通訊設備勘驗檢查筆錄及電子數據明確證實，并與各被告人供述的事實相符。（2）根據涉案紅包數量，并結合證人證言、各被告人供述一致證實的抽頭方式，可明確各被告人的獲利數額。（3）根據證人齊某的證言及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的供述，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先行墊付的獎池資金并不影響被告人獲利。根據證人齊某的證言及被告人王某蓮的供述，“逃包”和未歸還的紅包亦無須從被告人抽頭獲利中扣除。根據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的供述，福利紅包系為活躍賭博活動而產生的支出；根據證人王某的證言，福利紅包可從獎池剩余資金產生。據此，福利紅包亦不影響被告人獲利的認定。綜上，原判認定涉案紅包數量及被告人獲利數額正確，辯護人上述辯護意見與在案證據表明的事實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認為，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吳某玉、王某蓮以營利為目的，利用組建微信群的方式開設賭場，供他人賭博，其行為均已構成開設賭場罪，系情節嚴重。在案通訊設備勘驗檢查筆錄及電子數據、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供述及證人許某證言等證據證實，吳某曉、吳某箭組建的微信賭博群參與人員并非僅限于他們本人原有的微信聯系人，所有入群人員均可自由邀請他人入群參賭，涉案微信賭群在10天時間內，人數已擴展至八十余人。故涉案參賭人員已不具有特定性和封閉性之特點，對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及其辯護人所提本案應定性為賭博罪的意見不予采納。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吳某玉、王某蓮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可予以減輕處罰。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玉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均系自首，可予以從輕處罰。原判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量刑已充分考慮各被告人之犯罪事實、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認罪、悔罪表現等，并無不當。被告人吳某曉、被告人吳某箭及其辯護人所提原判量刑畸重的意見不予支持。原審審判程序合法。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條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條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駁回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吳某曉、吳某箭之上訴；
二、維持原判。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判長錢**
審判員胡*
代理審判員閆**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書記員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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