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妻子主張系因公證處過錯導致其損失，要求公證處、男方共同承擔賠償責任，未果，遂成本訴。

一二審法院對于男方應承擔賠償責任均無異議，但對公證處應否承擔共同賠償責任認定不一。

?一審廣州市海珠區法院對此認定并判決如下：

本案系因劉某男指使她人冒充張某女向兩公證處申請辦理委托公證，致使兩公證處出具了錯誤的公證書，但兩公證處在辦理公證書時，審查了相應的資料并為公證申請人作了談話筆錄，履行了法律規定的義務，在發現公證書并非張某女本人申請時，遂即撤銷了錯誤的公證文書，故根據現有證據，一審法院難以認定兩公證處與劉某男存在惡意串通的行為，亦不足以認定張某女損失系兩公證處與劉某男共同實施侵權行為所致，現張某女要求兩公證處與劉某男承擔共同賠償責任，于法無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關于張某女主張兩公證處未核實申請辦理公證資料原件，一審法院的意見是，第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二十八條及《辦理房屋委托公證的指導意見》第六條之規定，辦理房屋委托書公證應審查的資料為委托人的身份證件和資格證明、房屋委托書文本、房屋委托書所涉及的房屋權屬（權利）憑證的原件或者復印件等。在本案中，根據兩公證處的存檔資料顯示，兩公證處已留存了上述材料的復印件，據此可以認定，劉某男指使她人冒充張某女辦理涉案房屋委托公證時，已提交了法律規定的完整材料。第二，劉某男指使她人冒充張某女到兩公證處申請辦理委托公證時，兩公證處均向申請人出具了權利義務告知書及作了談話筆錄，告知公證申請人應如實陳述和提供真實、合法、充分的證明材料，且公證申請人亦明確保證其所提供的證據資料真實，兩公證處已履行了告知義務；再者，兩公證處審核原件后，均在復印上加蓋了“復印件與原件相符”的印章，據此可以認定，兩公證處已審核了材料原件，履行了審查義務。結合以上兩點，一審法院認定，兩公證處在辦理涉案兩委托書公證時，已核實了材料原件。張某女主張兩公證處未核實材料原件，沒有事實依據，一審法院不予采納。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因過錯給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由公證機構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也就是說，若公證機構在公證過程中給當事人、公證事項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其承擔的是過錯賠償責任。就本案而言，判斷兩公證處應否對張某女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應以兩公證處的公證行為是否存在過錯以及該過錯與張某女損失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標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公證機構在履行公證職能過程中應當審查公證當事人的身份、申請公證的事項及公證當事人提供的證明材料是否真實、合法、充分，但以上規定是對公證審查程序的規定而非對審查結果的要求。公證機構只是證明機構而非鑒定機構，其職責是對經法定公證程序所能認定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只要公證機構在履行職責過程中依法定程序、采取合理方式、審慎作出審查，即使存在公證結果錯誤的問題，也應認為公證機構已依法履行其審查義務而不能認為公證機構存在過錯。從兩公證處提交的證據可見，兩公證處在出具公證書之前已要求申請人填寫申請書，提供身份證、結婚證明、房產證件等資料以供審核，也要求申請人在公證員面前辦理公證、履行簽字確認手續。如上所述，兩公證處僅為證明機構而非鑒定機構，其只能對申請人提供的資料進行核實，兩公證處的以上操作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公證審查程序要求，且已窮盡當時條件下必要的審查手段，故應認定兩公證處已依法定程序、合理地進行了公證審查。即使兩公證處先后撤銷了兩公證書，亦不代表兩公證處在辦證當時已知悉系劉某男指使她人冒充張某女辦理委托公證的事實。

綜上，根據現有證據，一審法院不足以認定兩公證處在辦理公證過程中存在過錯，張某女要求兩公證處承擔賠償責任，沒有事實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蔡思斌律師評析：一審法院判決讓人有些不能理解。很多案件，其實不需要多專業的法律知識，憑借普通人正常認知就可以得出合理判斷。無論公證表面程序如何合理，但確系被人冒充身份辦理委托，過錯非常明顯。如公證處僅用表面程序性審查的標準要求，而不要求實質性審查，這對公證公信力損害極大。判決表面上僅就本案不予追究公證處賠償責任，但實質上給當地所有公證機構帶來不良導向。如此明顯錯誤公證處都可不承擔責任，那對于公證處后續審查要求是不是都可以進一步放松，根本無需擔心任何賠償。如此，根本達不到警醒公證處，規范公證處辦證程序目的。案件判決效力有時不僅限于本案，對于社會價值判斷，對于引導、規范機構行為是有重大意義的。而一審法院如此判決，顯然不符合樸素的公平、正義觀。

?二審廣州中院判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公證活動相關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當事人提供虛假證明材料申請公證致使公證書錯誤造成他人損失的，當事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公證機構依法盡到審查、核實義務的，不承擔賠償責任；未依法盡到審查、核實義務的，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明知公證證明的材料虛假或者與當事人惡意串通的，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具體到本案，主要審查公證機構在公證過程中是否盡到充分審查、核實的義務。南某公證處、海某公證處辦理公證時已依《公證程序規則》及《辦理房屋委托書公證的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履行對辦證人持有的身份證、房產證、離婚證的審核、校驗，做了相應的筆錄，并告知提交虛假材料的法律后果等，其行為符合上述規定的程序要求；同時，《公證機構審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導意見》第八條、第九條規定：“當事人提交的身份證件經認定真實、有效的，當事人應當在公證人員面前，由公證人員對其進行同一辨認，公證人員通某認定當事人的相貌特征與其提交的身份證件上相片的相貌特征是否相符。經辨認當事人的相貌特征與其提交的身份證件上相片的相貌特征差距較大且難以認定同一時，公證人員應某求當事人提交書面說明并提交其他證明材料，同時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作為輔助確認手段”。根據該條規定，公證機關負有辨認的義務。根據公證機關留存的照片比對，冒認張雪華的辦證人與張雪華本人相貌還是明顯可以甄別出來的。公證機關出具的公證書對外具有較高的公信力，公證質量直接關系到相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且公證機關的主要職責是對辦證人委托的真實性進行審查，為此公證協會亦制訂《公證機構審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導意見》規范辨認程序，從公證機關的職責及相關規范指引可知公證機關辦理公證時對于自然人的身份同一認定應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義務，在人證不能同一認定時，根據該指導意見，公證機關可要求當事人提交其他證明材料，通過其在其它證明材料上的簽名、相片等作為進一步確認當事人的身份輔助手段。

綜合本案事實，公證機關并未采取該輔助手段，故本案可認定公證機關存在過錯。根據查明事實，劉木堅使用了海某公證處、南某公證處開具的公證文書與何帶好簽訂借款及抵押合同，之后，劉木堅利用海某公證處開具的公證文書辦理何帶好抵押權手續，故從公證文書對損害后果的原因力而言，海某公證處開具的公證文書所起作用比南某公證處更大些。本案并無證據證實公證處與當事人惡意串通，綜合本案行為主體的過錯及行為原因力的大小考量，酌定海某公證處、南某公證處對劉木堅不能清償張雪華損失部分分別承擔10%和5%的補充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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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斌律師評析：二審改判情理之中。但個人認為公證處賠償比例可以更高一些，畢竟如無公證處錯誤辦證，女方房產不可能被莫名抵押。公證委托對抵押登記辦理起了決定性作用。不過，本律師對于女方為避免損失擴大而選擇與債權人和解代為歸還款項，再行索賠之舉有些好奇。女方其實可以通過訴訟或申請再審或第三人撤銷之訴等方式撤銷抵押合同的，而非直接代償款項再行索賠。這中間，女方出于何種考量而選擇本訴訟策略就不得而知了。

案例索引：(2020)粵01民終17178號，以上涉及人名均為化名。

蔡思斌

2021年11月13日

　　一起“普通”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雙方一直把官司打到了中院，最終法院不僅沒有支持賠償請求，還對肇事者和被撞者進行了處罰，到底有何蹊蹺？日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黎某的訴訟請求。此外，上海二中院認定黎某與王某的行為構成訴訟欺詐，對參與制造虛假訴訟的黎某、王某、齊某作出處罰決定，對三人分別罰款1萬至3萬元。

2016年8月，一審法院受理了一起看似普通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2015年8月13日下午4點左右，王某駕車行駛至青浦區某路時撞倒了正在步行的黎某，導致黎某受傷。事故經交警認定，王某負全部責任，黎某無責任。因協商未果，黎某將王某以及王某車輛的保險公司一同訴至法院。庭審中，雙方對事實均無爭議。故一審法院審理后判決，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范圍內賠付黎某7萬余元（含精神損害撫慰金）；在商業三者險范圍內賠付黎某1萬余元。

然而一審判決后，保險公司卻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訴，指出本案的事故并未實際發生，保險公司不應承擔賠償責任，請求撤銷原審判決。為此，保險公司向上海二中院提供了醫院診斷報告、費用清單、醫療保險個人交易明細等材料，證明黎某在2015年8月12日，即事故發生前一天便因右內踝骨折至醫院就診。保險公司還提供了“肇事”車輛的保單，其保險期限為2015年8月13日至2016年8月12日，“事故”就發生在保單生效的當天。

這些證據引起了承辦法官的高度重視，二審開庭時，法庭對黎某進行了詢問，黎某承認，2015年8月11日下午，案外人齊某駕車在虹橋機場附近將其撞傷，當時雙方商量進行私了。8月13日，齊某帶著王某和黎某一起去青浦，并打電話報警稱發生交通事故，交警到現場后，黎某根據齊某的要求對警察說是王某倒車過程中軋到自己的腳，交警因此出具了事故認定書。之后為賠償事宜，黎某自行聘請律師向法院提起訴訟。黎某表示，事先并不知道齊某駕駛的肇事車輛的投保情況。

為此，法庭傳喚案外人齊某到庭。齊某到庭陳述，2015年8月11日其與黎某發生了交通事故，當時覺得問題不大，因此商量私了。8月12日，他發現肇事車輛的商業險脫保，于是向保險公司購買了保險，保單生效時間為8月13日。買好保險后，他打電話約黎某第二天一起去青浦，想報警讓警察來做個交通事故的筆錄，黎某同意了。8月13日三人來到青浦，于是便發生了開頭的一幕。

上海二中院認為，本案中，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可以認定黎某伙同王某及案外人齊某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欺騙交警部門出具交通事故認定書，并據此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而王某并非導致黎某受傷的實際侵權人，黎某所主張的交通事故也未實際發生，故黎某訴請要求王某及保險公司進行賠償并無事實依據，不應予以支持。原審法院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并非客觀，依法予以撤銷。

同時，上海二中院認為，齊某、黎某、王某的上述行為屬于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方式侵害保險公司的合法權益，情節惡劣，嚴重妨礙了民事訴訟的正常秩序。黎某與王某的行為構成訴訟欺詐，上海二中院予以嚴厲譴責，并對參與制造虛假訴訟的黎某、王某、齊某作出處罰決定：對齊某罰款3萬元；對黎某罰款1萬元；對王某罰款1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