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97修訂）

第二百六十四條　【盜竊罪】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一）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

（二）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

將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修改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p>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三條　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

非法進入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盜竊的，應當認定為“入戶盜竊”。

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盜竊，或者為了實施違法犯罪攜帶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盜竊的，應當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

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應當認定為“扒竊”。

1.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扒竊構成盜竊罪——李明飛盜竊案

案例要旨：扒竊行為既侵害他人財產權，又侵犯包含事主人身安全在內的公共安全。相應地，扒竊行為還應具備犯罪場所公共性、被竊財物隨身性之要件。同時，在量刑中應注重扒竊與普通盜竊、其他特殊盜竊的均衡，不能簡單類比量刑，要著重考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

案號：（2012）浙杭西刑初字第58號

來源：《人民司法·案例》2016.35（總第766期）

2.同時具備扒竊、數額較大、多次盜竊等多個客觀要件時，應將其中一個客觀要件作為定罪要件，其他客觀要件轉化為量刑情節——杜某、冉某盜竊案

案例要旨：扒竊過程中，即使從客觀上看行為人的行為已被知曉，但行為人主觀認為未被他人發覺，其手段仍具有秘密性。在同時具備扒竊、數額較大、多次盜竊等多個客觀要件時，應將其中一個客觀要件作為定罪要件，其他客觀要件轉化為量刑情節。對實施扒竊但未實際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不應認定為扒竊既遂。

案號：（2015）浙溫刑終字第394號

來源：《人民司法·案例》2016.35（總第766期）

3.盜竊放置在公共交通工具行李架上未與被害人身體有直接接觸的財物，不宜認定為扒竊——薛新春盜竊、聚眾斗毆案

案例要旨：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人隨身攜帶的未離身財物，屬于法律規定的扒竊，盜竊放置在行李架上未與被害人身體有直接接觸的財物，不宜認定為扒竊。是否貼近人身，是否會同時危及他人人身安全，是區分扒竊與普通盜竊的關鍵。

來源：《人民法院報》2016年01月20日

一、扒竊區別于其他盜竊類型的關鍵在于扒竊是行為人竊取他人身上的或者隨身攜帶的財物

在理解扒竊時要注重把握以下幾點：

1.扒竊的對象必須是動產且系有體物

普通盜竊的對象非常廣泛，既包括有體物，也包括電力、煤氣、天燃氣、重要技術成果等無形財物，扒竊的對象必須是動產，且系有體物。贓物或者違禁物，亦可成為扒竊的對象。

2.扒竊的行為方式是竊取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

“隨身攜帶”的特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所謂“攜帶”，指行為人將財物帶在身上或者置于身邊，換言之，該財物處于行為人現實的占有、控制之下，至于行為人對該財物是否享有所有權，在所不問。例如，甲趁乙不備從其褲兜中竊走乙借用丙的手機，甲成立扒竊。(2)所謂“隨身”，指該財物與人的身體具有緊密性，此種緊密性應從客觀角度加以判斷，即一般人“一目了然”即可判斷該財物處于行為人現實的占有、控制范圍之內。衣兜里裝的錢包，脖頸上戴的項鏈，手拎的旅行包等均可認為是人們隨身攜帶的物品。在公交車上，行為人將包放在座位旁邊，也可以認為隨身攜帶。如果行為人將包放在客車頂部的行李架上或者車廂底部的行李箱內，雖然也可以認定為“攜帶”，但從一般觀念上判斷，它已經與人的身體分離，行為人趁被害人不備，將包竊走，不宜認定為扒竊，當然，該行為符合盜竊罪的其他客觀構成要件時，也可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3.扒竊通常是秘密竊取，但也不排除公開竊取

傳統觀點認為，盜竊是秘密竊取公私財物，并認為秘密手段是相對于財物的所有人、保管者或者經手者而言，并非旁人不知或者不能發現。筆者認為，行為人秘密竊取或者公開竊取他人財物，從保護被害人財產權益角度看，被害人知還是不知并不是重點，被害人的財產不會因為行為人秘密竊取就多損失一點，也不會因為行為人公開竊取就少損失一點。行為人只要未經被害人同意或者違背被害人意思而竊取其財物，均可成立盜竊罪。學者也認為，刑法理論必須面對現實，承認公開竊取行為構成盜竊罪。就扒竊而言，雖然絕大多數扒竊行為均系在被害人不知的情況下秘密實施，但也不排除為被害人或者他人知曉的可能性。

4.扒竊通常發生在公共場所

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車站、碼頭、商場、集貿市場、影劇院乃至街道等均是扒竊犯罪高發、多發地點。但盜竊行為是否發生在公共場所不是扒竊區別于其他盜竊類型的關鍵要素。這主要是考慮到，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場所的功能也日益多樣化和細化，一些場所為任何人公用，一些場所為部分群體公用，還有一些場所僅允許少數特定群體公用，還有一些場所有時對外開放，有時又作生活起居之用，而扒竊行為卻以變化多樣的手法存在于各種各樣的場所，以場所特征作為認定扒竊的要素容易導致實務中的混亂。

(摘自《刑法修正案(八)條文及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張軍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出版）

二、行為人實施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行為，不宜一概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刑法修正案（八）》對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加以修改后，在認定盜竊罪上由原來的數額標準和次數標準擴大至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事實情節。這是否意味著只要行為人實施了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違法犯罪行為，均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實務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實施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違法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的，均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理由如下：（1）從條文表述上看，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與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之間是并列關系，即只要具備上述情形之一的，即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2）如果在盜竊罪的認定上仍拘泥于數額標準或者次數標準，將使得《刑法修正案（八）》對盜竊罪的修改失去意義。（3）對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予以定罪處罰，能夠有效預防、打擊此類犯罪活動。

第二種觀點認為，《刑法修正案（八）》將盜竊罪的客觀構成要件由以往的數額標準和次數標準擴大至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事實情節，其立法意圖是通過嚴密刑事法網，加強對公民住宅及人身安全的保護。行為人實施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行為，即使形式上完全符合盜竊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在審判實務中也不宜一概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否則，就會不適當地擴大盜竊罪的打擊范圍，導致打擊面過寬，混淆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的邊界。應結合刑法總則第十三條“但書”的規定對上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加以判斷，如果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違法犯罪行為情節較為惡劣的，可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反之，如果“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應認定為盜竊罪。

我們贊同第二種觀點。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表述，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與盜竊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是一種并列、選擇關系，彼此不存在條件、從屬關系，但就涵攝的盜竊類型而言，上述三種新的盜竊形態與盜竊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又存在交叉關系。以扒竊為例，扒竊存在兩種形態：（1）行為人實施扒竊行為，同時符合盜竊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情形，對于此類扒竊行為，由于其同時充足盜竊罪的“量”的標準，認定盜竊罪一般不存在爭議；（2）行為人實施扒竊行為，不符合盜竊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的情形，此類扒竊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要結合扒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扒竊情節的惡劣程度等進行綜合判斷。一般而言，當扒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為嚴重，情節較為惡劣時，可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反之，則不宜定罪處罰。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刑法對盜竊罪的認定既有定性要求，也有定量要求。1997年刑法分則修改的目標之一就是“通過修改刑法使刑法在實踐中具備可操作性，即在刑法分則條款里既體現犯罪的定性因素，又包含犯罪的定量因素”。學者指出，“犯罪構成要件是對一定行為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性質和程度的規定和體認，只有質與量的統一才能表明某一行為的性質，達不到條文規定的行為的質和量的要求，一個行為就不能被認定為犯罪。”在判斷某一盜竊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罪時，既要看該行為在“質”上是否充足盜竊罪的構成要件，還要在“量”上判斷該盜竊行為是否達到盜竊罪的“量”的標準。

一般而言，當刑法分則對某一罪名規定了具體的“量”的標準后，司法實踐中，法官即可以直接依據刑法分則規定判斷該危害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反之，當刑法分則對某一罪名未規定具體的“量”的標準時，便需要結合刑法總則條款具體判斷。刑法總則第十三條“但書”部分對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提出了一個總的“量”的標準，即“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作反向理解，當某一危害行為符合某一罪名的“質”的構成要件，在“量”上不再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時，才應予定罪處罰。在《刑法修正案（八）》對盜竊罪修改之前，盜竊罪既有定性的要求(實施了盜竊行為)，又有定量的要求(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刑法修正案（八）》擴大了盜竊罪的打擊范圍，增加了新的盜竊類型，但并不意味著認定盜竊罪便沒有了“量”的要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新的相關司法解釋之前，在個案中應結合刑法總則第十三條“但書”部分的規定進行裁量。

其次，對情節較輕的扒竊行為予以治安處罰能夠起到預防、打擊此類違法行為的目的。扒竊在司法實踐中極為常見，車站、碼頭、商場、影院等公共場所以及汽車、火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均系扒竊高發、多發地點。有的單獨行動，有的團伙作案，有的專門扒竊大宗物品，有的“小偷小摸”，若一概予以定罪處罰容易導致打擊面過寬，增加社會對立面，未必能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盜竊行為也規定了拘留、罰款等處罰措施，對扒竊數額較小或者情節較輕的扒竊行為予以治安處罰，能起到預防、打擊此類行為的效果。

綜上分析，行為人實施扒竊行為，在不符合盜竊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情形時，認定其是否成立盜竊罪還應結合刑法總則第十三條“但書”部分進行綜合判斷。一般說來，行為人實施扒竊行為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盜竊罪定罪處罰：（1）結伙扒竊的首要分子或者在共同扒竊中作用較為突出的；（2）扒竊外國人、港澳臺同胞、老弱病殘，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致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的；（3）流竄扒竊作案，社會危害嚴重的；（4）攜帶兇器扒竊，或者扒竊情節較為惡劣的；（5）為吸毒、賭博等違法犯罪活動而扒竊的；（6）教唆未成年人扒竊的，等等。

行為人雖然實施了扒竊行為，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認定盜竊罪或者可免予刑事處罰：（1）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作案，屬于初次扒竊或者被教唆扒竊的；（2）扒竊數額較小財物的（例如，不超過500元），主動投案、全部退贓或者退賠的；（3）被脅迫參加扒竊，沒有分贓或者獲贓較少的；（4）確因治病、學習等生活急需而初次扒竊的；（5）其他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

基于同樣的理由，對于行為人實施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行為，在不符合盜竊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情形時，認定是否構成盜竊罪也應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判斷。例如，行為人采取破壞性手段入戶盜竊的、攜帶兇器入戶盜竊的、入戶盜竊竊取一定數額財物的、結伙入戶盜竊的首要分子或者在共同入戶盜竊中作用較為突出的以及其他入戶盜竊情節惡劣的，均可以盜竊罪定罪處罰；行為人攜帶兇器盜竊一定數額財物的以及其他情節較為惡劣的，也可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如果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宜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摘自《刑法修正案(八)條文及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張軍主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