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安的槍支認定標準，是幾個專家閉門，按照領導的需求制定出來的，制定出來，其實就是法律，因為我國立法機關，已經把槍支的認定標準，授權給公安機關了。我國人大里面多數是兼職的，每年開會舉舉手，拍拍手，真正參與立法的，少之又少，因此，多數法律是部門立法，甚至最重要的《刑事訴訟法》，也多數是公檢法幾家自己定的。不但槍支標準，精神病標準也是，司法部一些臨床經驗都不足的專家，制定了全國司法精神病鑒定標準。有一次開庭，我問一個精神病鑒定專家，你有幾年精神病臨床經驗，專家開始不肯說，后來說了，一年。其他的年歲，全部在鑒定機構。這個人就參與了全國司法精神病鑒定標準的制定。你說，多么荒唐。比處長治國更危險的是，幾個專家，按領導旨意，閉門造車，遭遇到的老百姓，誰遇到誰倒霉。

不止槍支。還有所謂的假藥。一種德國的藥，美國的藥，真藥，只要沒有經過我國藥監部門批準進口，誰帶進來，賣掉，就是銷售假藥罪。北京、福建等多人被抓。銷售假藥罪，還沒有金額標準，如果是非法經營罪，還有5萬元的標準。銷售假藥罪，只要幾瓶，就可能被判刑。因為，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把賣幾瓶可以抓人的標準，授權給了公安機關。司法解釋說，少量可以不算犯罪，什么算少量，公安機關說了算。

我網上查到福建連江一女子，賣了13盒英國退燒糖漿，（真藥），獲利200多元，被檢察機關起訴。立法機關在刑法上是規定是假藥，按照一般人的理解，進口的藥，肯定是真藥，不算假藥，但，我國的最高法、最高檢司法解釋，就把進口藥，未經藥監批準，認定為法律上的假藥。這算什么事？國產藥很多的療效不如進口藥，很多進口藥在國內沒有替代品，老百姓買點藥，只要不是偽劣藥品，憑什么定假藥。問題是，你上哪里說理去。要不是北京的一個警察來咨詢我，他太太因此被抓，我一個律師，都不知道，這真藥在中國算假藥。難怪，很多家庭婦女落到這法律的陷阱里，把帶進來多余的洋藥賣了，無辜被抓。有的，或許是想賺點小錢，補貼家用。而不知道，法律的血盆大口，已經張開。很多全職太太，孩子都還小，孩子在家里，媽媽在看守所里。孩子哭，媽媽悲，誰之過？

法律，必須讓人知道了，才能入罪。真藥變假藥，誰能管惡法？孔子說，民，不教而誅謂之虐。

說到底，立法權，反映民意是脫節的。現在兩高的司法解釋，坦白說，也掌握在一些不了解世情的小年青手里，立出來的解釋，脫離現實。有些是政治任務，類似司法部管死律師的規定，類似，兩高關于微博500轉入刑的司法解釋。類似公安這種強制的標準下調，顯然也是政治任務，但，這樣的立法，顯然，過了。為什么，貪腐案件的標準上調，從10萬判10年，調到300萬判十年呢？（有合理性），但槍支、藥品的標準為啥要下調呢？

答案在風中，誰都知道，誰都無法解決。

非法立法問題，執法中也是。今日，廣州市一個快結婚的年青人來問我，他出于虛榮，在網上花10元錢，定制了一個有名大學的文憑，（沒去行騙，沒任何后果），被以偽造企事業單位印證罪立案要起訴，我開始以為他被騙了，后來發現是真的。我打電話問檢察官，不是偽造者、銷售者才入刑，買的人最多行政處罰嗎？檢察官很耐心，回答說，他是”定制文憑“。定制就是共同偽造公章。我去餐廳點個菜讓放點辣椒，就算共同做菜。我查了很多案例，似乎都找不到類似案例，私人定制，共同犯罪。

從常識都可以知道，這樣的事情，和老太太擺氣球攤一樣，你去起訴他，一定是哪個層面出了問題。但，司法機關人員，處于維護“法律”，往往會把常識放在一邊，既然法律這么定了，我們必須得判。于是，少年買賣玩具槍，被判無期，老太太氣球攤，被判三年半，家庭婦女，賣了13盒洋咳嗽藥，被提起公訴。

傳統中國，立法權都和百姓無關，是仁慈的皇帝以及官僚系統相關，皇帝仁慈，立法簡約，劉邦廢秦朝的法律時說，”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巿.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馀悉除去秦法“。顯然不可能回到這么簡約，但立法，要有道理，要不違背基本人情和常識。

法網之密，這幾年顯然已經過了，這幾年修改的法律，司法解釋，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百姓的想象，也超出了一般法律人的想象，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做的，已經是犯罪行為。倒過來，很多明明是犯罪行為的，卻得不到追究。在強拆領域，明明有毀壞公私財產罪，但強拆房屋者多，公安警察明明在旁，卻往往置之不理。久而久之，法律是嚴峻了，警察是威嚴的，但一旦警察涉案，所有人自己遇到的警察不公，會堆到一個人頭上，輿情澎湃，難以消解。殊不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本溯源，法當公平良善。

前幾天，接到一個好心人從嘉興打來的電話，說遇到一個老人，從云南大理步行到上海來找我，已經走到嘉興，他，家有不平事，貌似家被強拆了，我讓他坐動車，他說坐車暈，愿意走。我只能在上海等他，二天過去，顯然，沒走到。我知道，就算找到我，我也無能為力，辜負他幾千里路的風霜雨雪。真的。除了和這哀哭的人同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