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劉大勇、楊麗芳系劉曉紅的父母。2016年3月31日，劉曉紅與王強登記結婚。

2017年12月5日，劉大勇將東風標致牌小汽車出售給郭志強，郭志強通過微信及支付寶轉賬61000元給劉曉紅，轉賬明細上備注：標致308購車費用，劉曉紅隨后轉入其銀行賬戶。

2017年12月14日楊麗芳銀行轉賬5萬元給案外人陳某；同日，案外人陳某轉賬5萬元給重慶長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5日楊麗芳銀行轉賬15萬元給劉曉紅。

2017年12月26日，劉曉紅通過銀聯ＰＯＳ單刷卡支付購房款321297元，與案外人陳某向重慶長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共同購買了位于重慶市渝北區店面（按份共有，份額各占50%），成交總金額為796281元。

2019年3月30日，劉曉紅向劉大勇、楊麗芳出具借條一張，載明：“為購買重慶市渝北區長安錦繡城門面，劉曉紅于2017年12月曾向母親楊麗芳借款人民幣貳拾陸萬壹仟元整（261000元），其中于2017年12月14日通過銀行轉賬方式支付給門面合買人陳某伍萬元定金（5萬元），于2017年12月25日通過銀行轉賬方式向劉曉紅支付壹拾伍萬元（15萬元），于2017年12月5日賣掉父親名下標致車輛，將賣車款陸萬壹仟元（61000元）交予本人。現承諾將于2019年12月31日前歸還此筆借款，并從2018年1月1日起按月利益1%付息。逾期未付，則按月利益2%計付逾期利息，直至本金歸還完畢之日止。如任何一方違約，守約方為維護權益向違約方追償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師費、訴訟費、保全費、交通費、差旅費、鑒定費等）均為違約方承擔。借款人：劉曉紅，身份證號碼5003821990********。2019年3月30日”。

2019年12月27日劉曉紅與王強法院調解離婚，民事調解書將上述店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進行了分割，該房屋50%的產權份額由劉曉紅所有。

后楊麗芳、劉大勇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劉曉紅、王強返還劉大勇、楊麗芳借款261000元及利息并承擔5000元律師費等。

王強主要抗辯楊麗芳、劉大勇、劉曉紅為虛構夫妻債務偽造的《借條》不應采信，借款關系不成立。借條系劉曉紅單方出具，落款時間也晚于轉款時間，落款時雙方夫妻感情已破裂，雙方已分居，劉曉紅有虛構債務的動機；陳某與楊麗芳、劉大勇、劉曉紅具有密切的親屬關系，一審法院不應當采信陳某的證人證言等。

一審重慶合川法院觀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案涉261000元系贈與還是借款，若為借款，是否屬于劉曉紅與王強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共同債務。劉大勇、楊麗芳以款項交付事實以及涉案借條為據，認為匯付款項系劉曉紅與王強向其所借用于二人共同買房的夫妻共同債務。王強則認為該涉案借條不真，系劉大勇、楊麗芳與劉曉紅事后共同串通所寫，這筆款項實為贈與。

一審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應予理解該條款適用于夫妻離婚分割共同財產之時，解決的是贈與夫妻一方還是雙方的問題，但前提是父母出資款能夠被認定為贈與性質。反言之，父母出資款并非必然就應該定性為贈與性質。本案涉案房屋屬子女用來投資理財所用的門面房，父母并無義務無條件資助。因此，在父母出資時未明確表示出資系贈與的情況下，應認定該出資款為對子女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其出資目的在于幫扶兒女，子女理應負擔償還義務。至于事后父母是否要求子女償還，系父母行使自己債權或放棄自己債權的范疇，與債權本身的客觀存在無關。王強未能提交足夠的反駁證據證明劉大勇、楊麗芳的出資行為系父母對子女的贈與，故一審法院對該辯解意見不予采信。

關于案涉借條的問題。王強認為出具借條時間是在劉大勇、楊麗芳出資購房兩年后，且出具借條時系王強、劉曉紅關系惡化，準備離婚期間，故該借條系劉大勇、楊麗芳與劉曉紅串通偽造的，不應作為評判依據。一審法院認為借條作為借貸關系存在與發生的憑據，在借貸糾紛案件中具有高度證明力，但就本案而言，王強也認可同劉曉紅婚姻存續期間購買門面房時收到了劉大勇、楊麗芳出資的資金，只是對該筆出資資金是贈與還是借貸發生爭議，故案涉借條對于本案的處理并沒有決定性的證明作用，即使是事后出具，也不影響借貸關系認定的事實。楊麗芳、劉大勇與王強、劉曉紅在借條中關于利息的約定，符合法律規定，一審法院予以認可。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債權人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劉曉紅向劉大勇、楊麗芳借款用于同王強婚姻存續期間共同購買門面房投資，并在購買后不久便取得租金作為回報，且王強、劉曉紅在重慶市九龍坡法院處理離婚糾紛時，將該房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進行了分割，綜上，該筆款項確實用于夫妻共同生產經營，屬夫妻共同債務，應由王強、劉曉紅共同承擔還款義務。因楊麗芳、劉大勇與王強、劉曉紅在借條中約定律師費由借款人承擔，現劉大勇、楊麗芳主張律師費5000元，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亦予以支持。

二審重慶第一中院觀點

本案二審爭議焦點在于有關款項是否系劉大勇、楊麗芳出借給劉曉紅、王強的借款并由劉曉紅、王強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該條款適用的前提應為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款能夠被認定為贈與。本案是否適用及如何使用該條文的關鍵在于在本案相關情形下如何區分贈與與借款。一般而言，贈與系贈與人向受贈人單方給付利益，借款則為出借人在借款期限屆滿后有權收回借款。兩相比較，贈與對行為人所產生的不利益程度顯著高于借款。故對于付款前及付款當時既未簽訂書面借款合同，也未同步生成其他足以實時體現付款人意思表示的相應證據的，應當審慎判斷付款人意思表示的內容。結合本案實際，在沒有相應的證據足以證明案涉爭議款項系父母對子女及其配偶的贈與，亦無證據證明系基于其他法律關系的給付時，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規定的精神，初步推定有關給付具有借貸性質。

2019年3月，劉曉紅向其父母出具借條，楊麗芳、劉大勇并未提出異議而是予以接受并據以向王強主張權利，則進一步明確了有關款項并非贈與而是借款，故案涉爭議款項應當被認定為系楊麗芳、劉大勇出借的借款。

關于該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債務，根據本案已得查明的事實，案涉爭議款項的最終用途系購買門面房，而該門面房在劉曉紅、王強離婚時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進行了分割，應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認定該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生產經營，應當作為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且案涉借條約定律師費由借款人承擔，楊麗芳、劉大勇因本案實際支付的律師費也并未超出國家規定的律師收費標準，該費用應當由劉曉紅、王強共同負擔。

故一審判決對案涉債務性質、金額的認定證據充分，于法有據，本院亦予認同。王強上訴稱案涉借條系劉曉紅單方出具，該債務系劉曉紅虛構，劉曉紅有虛構債務的動機，但并未充分舉證證明。王強上訴另稱證人陳某的證言不應被采信。本院認為，據以認定案涉款項性質的證據并非僅為陳某的證言，而其證言亦可與本案當事人陳述、借條、銀行憑證、明細即有關單據、商品房買賣合同等證據相互印證，一審法院采信其有關證言并無不當。故王強的上訴理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納。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我們在辦理離婚案件中經常遇到類似情形。父母在子女婚后購房出資，一般而言很少會在事先明確書立借條的。但如夫妻感情不合，婚姻關系瀕臨破裂時父母出于己方子女利益，常會要求子女出具借條，明確是債務關系，以防被認定為是對夫妻雙方的贈與。這種情形，各個法院判法不一，要個案考慮，很難有統一的裁判規則。

但本案一二審法院的判決觀點倒是非常清晰。總體上法官認為最高院相關司法解釋確實有規定，父母在子女婚后購房出資的是對配偶雙方的贈與，但該規定有個潛在的前提，則要先行認定屬贈與性質，其后才是贈與單方或者雙方的判斷。而贈與與借款相比對行為人不利益程度顯著高于借款，出于保護行為人權益角度出發，子女配偶一方應承擔更高的舉證義務，在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系贈與的前提下，認定為借款則更為符合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畢竟我們應該都能理解，父母給子女購房出資，肯定想著夫妻之間能和和美美過一輩子，肯定不會想著真離婚時這錢還想著是給雙方的。給錢之間我父母可以模糊定義，但真若婚變時那肯定是債務了。

一二審法院對于借條的分析倒是讓我學習了，其辨析角度很是高明。一審法院稱我們審理這個案件的關鍵是要看這個出資行為是贈與還是借款，與后補的借條本身關系不大，借條本身對案件處理并沒有決定性的作用。二審法院則認為借條雖然是后面補簽署，但實質是雙方當事人進一步明確了本案款項是借款并非贈與。

其實，如果不是大富人家，如果父母不是對出資毫不在意的，類似情況父母與子女雙方事先簽署借條明確債務關系，并通過微信聊天方式雙方確認該筆出資是出借而非贈與那就可以高枕無憂，根本沒有必要去擔心后面的變故。

案例索引：(2020)渝01民終3716號，當事人系化名并有刪節。

蔡思斌

202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