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死刑是怎樣的存在

這539份死刑復核裁定書由最高法公布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雖然只是2007年以來的部分裁定書，但也具有足夠的范本作用。

這539份死刑復核裁定書中，駁回撤銷了9件，其中2015年4件、2014年2件、2013年3件，駁回率1.67%。其駁回撤銷的情況如下圖所示：

其中，周軍輝、秦星強迫賣淫案曾廣受關注，最終兩人成為免死代表。2015年，組織、強迫賣淫罪也不再是死罪。另一個案例值得一提，宋軍犯貪污罪、受賄罪、妨害作證罪的死刑被駁回，最高法“經審查認為，本案域外證據提取程序不符合法律規定，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原判認定被告人宋軍犯貪污罪的客觀證據不充分”。

最高法駁回撤銷死刑最典型的案例是吳英案，但不在此次公布的539份死刑復核裁定書名單中。吳英因集資詐騙罪被判死刑，在社會強烈關注、不斷呼吁之下，最高法駁回其死刑，認為第一審判決、第二審裁定認定被告人吳英犯集資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審判程序合法，綜合全案考慮，對吳英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裁定發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其他530份核準死刑的復核裁定書數據顯示，故意殺人、搶劫、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綁架、強奸、故意傷害6個主要罪名占到了所有死刑判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其中的集資詐騙罪，2015年8月后不再適用于死刑。而故意殺人罪中某些案例，則曾引發社會激烈討論，爭議非常大，如夏俊峰案。2009年5月16日，小販夏俊峰因與城管發生爭執，持刀刺向3名城管并致其中2人死亡1人重傷。媒體報道后，此案受到公眾廣泛關注，同情夏俊峰的聲音一度很高。對于夏俊峰的死刑，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曾強調“是一個攤販殺了兩個城管，重傷了一個城管。正因為他是攤販，而大家對城管有誤解、有意見，當時就有些人說他不能殺。”周強強調，法律就是要嚴格遵守，“關起門來我們吵一架，就把有意見的殺掉了，（如果判定）正當防衛，這個社會將天下大亂”。

而近期，賈敬龍案更是引發了極大的關注，同情之聲非常之高。最高法亦同樣核準了其死刑判決。

夏俊峰、賈敬龍等案，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獲得了社會普通同情，因而讓其死刑判決引發極大爭議。但其實，在限制死刑成為一種全球趨勢的情況下，中國也存在著是否應廢除死刑的爭論。

中國是依舊保留死刑的58個國家之一。但是，在中國法學界，也一直存在著主張廢除死刑的聲音，他們的主要觀點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至少應從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開始，逐步過渡到全面廢除死刑。民間也有聲音認為，廢除死刑能夠給予死刑犯改過自新的機會，那些因冤案而死的無辜者，如聶樹斌等，其悲劇也能因此不再上演，此外，同命不同價也是觀點之一。

圖中，綠色部分為102個法律中完全廢除死刑的國家，淺黃色為32個事實廢除死刑的國家，即法律中仍有死刑規定但超過10年沒有執行死刑，深黃色為6個廢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國家，即僅保留對謀殺等重罪死刑，黑色部分為依舊保留死刑的58個國家。

調查顯示，在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當中，“有背景的人往往能免于死刑，被執行死刑的多是最底層人群”得票最高，其次是“防止無辜者因冤案而死”。

不過，從目前的主流民意來看，大部分中國人依然反對廢除死刑。如下圖可見，在非此即彼的調查中，反對廢除死刑的比例遠超支持廢除的。但如果加入第三個選項，即“中立”時，反對廢除死刑的比例下降幅度較大，很多人轉而選擇了中立的態度，但依然是反對廢除死刑的占大多數。

因此，雖然這些調查的方式和對象都存在不同，但至少可說明，中國的主流民意依然是反對廢除死刑。至于為何反對廢除死刑，在民間，死刑有震懾、警示、教育作用，是對被害者生命的尊重，以及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是最主要的觀點，此外，“貪官非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呼聲往往也很高。然而諷刺的是，10年之內，因貪污受賄被判死刑的省部級高官只有鄭筱萸一人。2016年11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趙黎平一審被判死刑，其罪名是故意殺人。趙黎平槍殺情婦，系新中國首位親手殺人省部級官員。調查顯示：

無論爭論如何，在中國，當前全面廢除死刑似乎并不現實。但一個趨同的觀點是少殺慎殺。因此，中國近年來逐漸減少了適用死刑罪名的數量，并在立法上予以控制，逐步削減死刑條文，取消非暴力犯罪等的死刑，并進一步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條件。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胡云騰統計顯示，中國在1979年僅28條可判處死刑的罪名，后來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到1995年達到最高峰，有73種罪名可判處死刑。到1997年刑法修改時，死刑罪名固定為68條。此后，中國先后通過一個決定和九個修正案，對刑法作出修改、補充，逐步減少了適用死刑罪名的數量。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8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走私假幣罪、偽造貨幣罪、集資詐騙罪等9個死刑罪名。

有關資料顯示，韓國只有17種死刑罪名，印度僅有戰爭罪、謀殺罪和搶劫三個罪名適用死刑，而日本等國僅故意殺人罪可判處死刑。

2011年及2015年取消的適用死刑罪名，以走私及經濟犯罪為主。“死刑應該只針對那種暴力型犯罪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而不要太濫，以至于死刑喪失了應有的威懾力。”中國人民大學專事刑法研究的高明暄教授說。

來源：兩高法律資訊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全國地方各中級人民法院，各大單位軍事法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各中級法院：

現將《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印發給你們，請結合審判工作實際參照執行。執行中遇到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

為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關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和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提高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水平，推動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漢市召開了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刑事審判庭庭長及部分中級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出席會議并講話。

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央對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總結了近年來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分析了當前我國毒品犯罪的總體形勢和主要特點，明確了繼續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審判指導思想，研究了毒品犯罪審判中遇到的若干法律適用問題，并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作出具體安排部署。現紀要如下:

一、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總體要求

禁毒工作關系國家安危、民族興衰和人民福祉，厲行禁毒是黨和政府的一貫立場和堅決主張。近年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按照國家禁毒委員會的統一部署，深入開展禁毒人民戰爭，全面落實綜合治理措施，有效遏制了毒品問題快速發展蔓延的勢頭，禁毒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分別聽取禁毒工作專題匯報，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分別對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印發了《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并下發了貫徹落實分工方案。國家禁毒委員會制定了《禁毒工作責任制》，并召開全國禁毒工作會議對全面加強禁毒工作作出部署。

依法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積極參與禁毒工作是人民法院肩負的一項重要職責任務。長期以來，全國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國家禁毒委員會的決策部署，扎實履行刑事審判職責，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大力加強禁毒法制建設，積極參與禁毒綜合治理，各項工作均取得顯著成效，為全面、深入推進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時，應當清醒地看到，受國際毒潮持續泛濫和國內多種因素影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于毒品問題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發多發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堅期，禁毒斗爭形勢嚴峻復雜，禁毒工作任務十分艱巨。加強禁毒工作，治理毒品問題，對深入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群眾幸福安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各級人民法院要從維護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政治高度，充分認識毒品問題的嚴峻性、長期性和禁毒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切實增強做好禁毒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要認真學習領會、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對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和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精神，切實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禁毒工作。

一是毫不動搖地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依法運用刑罰懲治毒品犯罪，是治理毒品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參與禁毒斗爭的主要方式。面對嚴峻的毒品犯罪形勢，各級人民法院要繼續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指導思想。要繼續依法嚴懲走私、制造毒品和大宗販賣毒品等源頭性犯罪，嚴厲打擊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該判處重刑和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要加大對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販賣毒品、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懲處力度，嚴懲向農村地區販賣毒品及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毒品犯罪。要更加注重從經濟上制裁毒品犯罪，依法追繳犯罪分子違法所得，充分適用罰金刑、沒收財產刑并加大執行力度，依法從嚴懲處涉毒洗錢犯罪和為毒品犯罪提供資金的犯罪。要嚴厲打擊因吸毒誘發的殺人、傷害、搶劫、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要規范和限制毒品犯罪的緩刑適用，從嚴把握毒品罪犯減刑條件，嚴格限制嚴重毒品罪犯假釋，確保刑罰執行效果。同時，為全面發揮刑罰功能，也要貫徹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打擊重點，體現區別對待。對于罪行較輕，或者具有從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依法給予從寬處罰，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預防和減少毒品犯罪。要牢牢把握案件質量這條生命線，既要考慮到毒品犯罪隱蔽性強、偵查取證難度大的現實情況，也要嚴格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引導取證、舉證工作圍繞審判工作的要求展開，切實發揮每一級審判程序的職能作用，確保案件辦理質量。對于擬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證據質量上要始終堅持最高的標準和最嚴的要求。

二是深入推進毒品犯罪審判規范化建設。各級人民法院要結合審判工作實際，積極開展調查研究，不斷總結經驗，及時發現并解決審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適用問題。各高、中級人民法院要加大審判指導力度，在做好毒品犯罪審判工作的同時，通過編發典型案例、召開工作座談會等形式，不斷提高轄區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復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中發現的問題，要繼續通過隨案附函、集中通報、發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強審判指導；對于毒品犯罪法律適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要適時制定司法解釋或規范性文件，統一法律適用；對于需要與公安、檢察機關共同解決的問題，要加強溝通、協調，必要時聯合制發規范性文件；對于立法方面的問題，要繼續提出相關立法建議，推動禁毒法律的修改完善。

三是不斷完善毒品犯罪審判工作機制。各級人民法院要嚴格落實禁毒工作責任，按照《禁毒工作責任制》的要求和同級禁毒委員會的部署認真開展工作，將禁毒工作列入本單位整體工作規劃，制定年度工作方案，抓好貫徹落實。要進一步加強專業審判機構建設，各高級人民法院要確定專門承擔毒品犯罪審判指導任務的審判庭，毒品犯罪相對集中地區的高、中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地實際和工作需要，探索確立專門承擔毒品犯罪審判工作的合議庭或者審判庭。要建立健全業務學習、培訓機制，通過舉辦業務培訓班、組織交流研討會等多種形式，不斷提高毒品犯罪審判隊伍專業化水平。要推動與相關職能部門建立禁毒長效合作機制，在中央層面和毒品犯罪集中地區建立公檢法三機關打擊毒品犯罪聯席會議制度，探索建立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信息通報、反饋機制，提升打擊毒品犯罪的合力。

四是加大參與禁毒綜合治理工作力度。要充分利用有利時機集中開展禁毒宣傳，最高人民法院和毒品犯罪高發地區的高級人民法院要將“6·26”國際禁毒日新聞發布會制度化，并利用網絡、平面等媒體配合報道，向社會公眾介紹人民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及禁毒綜合治理工作情況，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要加強日常禁毒法制宣傳，充分利用審判資源優勢，通過庭審直播、公開宣判、舉辦禁毒法制講座、建立禁毒對象幫教制度、與社區、學校、團體建立禁毒協作機制等多種形式，廣泛、深入地開展禁毒宣傳教育活動。要突出宣傳重點，緊緊圍繞青少年群體和合成毒品濫用問題，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增強人民群眾自覺抵制毒品的意識和能力。要延伸審判職能，針對毒品犯罪審判中發現的治安隱患和社會管理漏洞，及時向有關職能部門提出加強源頭治理、強化日常管控的意見和建議，推動構建更為嚴密的禁毒防控體系。

二、關于毒品犯罪法律適用的若干具體問題

會議認為，2008年印發的《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大連會議紀要》）較好地解決了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面臨的一些突出法律適用問題，其中大部分規定在當前的審判實踐中仍有指導意義，應當繼續參照執行。同時，隨著毒品犯罪形勢的發展變化，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加以研究解決。與會代表對審判實踐中反映較為突出，但《大連會議紀要》沒有作出規定，或者規定不盡完善的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討論，就下列問題取得了共識。

（一）罪名認定問題

販毒人員被抓獲后，對于從其住所、車輛等處查獲的毒品，一般均應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確有證據證明查獲的毒品并非販毒人員用于販賣，其行為另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窩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

吸毒者在購買、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吸毒者在運輸毒品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毒品，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行為人為他人代購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或者以販賣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為酬勞的，應視為從中牟利，屬于變相加價販賣毒品，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

購毒者接收販毒者通過物流寄遞方式交付的毒品，沒有證據證明其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代收者明知是物流寄遞的毒品而代購毒者接收，沒有證據證明其與購毒者有實施販賣、運輸毒品等犯罪的共同故意，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對代收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利用信息網絡販賣毒品、在境內非法買賣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劑、傳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構成販賣毒品罪、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行為人開設網站、利用網絡聊天室等組織他人共同吸毒，構成引誘、教唆、欺騙他人吸毒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

（二）共同犯罪認定問題

辦理販賣毒品案件，應當準確認定居間介紹買賣毒品行為，并與居中倒賣毒品行為相區別。居間介紹者在毒品交易中處于中間人地位，發揮介紹聯絡作用，通常與交易一方構成共同犯罪，但不以牟利為要件；居中倒賣者屬于毒品交易主體，與前后環節的交易對象是上下家關系，直接參與毒品交易并從中獲利。居間介紹者受販毒者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購毒者的，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明知購毒者以販賣為目的購買毒品，受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的，與購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受以吸食為目的的購毒者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與購毒者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同時與販毒者、購毒者共謀，聯絡促成雙方交易的，通常認定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居間介紹者實施為毒品交易主體提供交易信息、介紹交易對象等幫助行為，對促成交易起次要、輔助作用的，應當認定為從犯；對于以居間介紹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間介紹者的地位，對交易的發起和達成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認定為主犯。

兩人以上同行運輸毒品的，應當從是否明知他人帶有毒品，有無共同運輸毒品的意思聯絡，有無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等方面綜合審查認定是否構成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運輸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雖然明知他人受雇運輸毒品，但各自的運輸行為相對獨立，既沒有實施配合、掩護他人運輸毒品的行為，又分別按照各自運輸的毒品數量領取報酬的，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運輸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間沒有犯罪共謀的，也不應認定為共同犯罪。雇用他人運輸毒品的雇主，及其他對受雇者起到一定組織、指揮作用的人員，與各受雇者分別構成運輸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對運輸的全部毒品數量承擔刑事責任。

（三）毒品數量認定問題

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兩種以上毒品的，可以將不同種類的毒品分別折算為海洛因的數量，以折算后累加的毒品總量作為量刑的根據。對于刑法、司法解釋或者其他規范性文件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毒品，應當按照該毒品與海洛因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的比例進行折算后累加。對于刑法、司法解釋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沒有規定定罪量刑數量標準，但《非法藥物折算表》規定了與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的毒品，可以按照《非法藥物折算表》折算為海洛因后進行累加。對于既未規定定罪量刑數量標準，又不具備折算條件的毒品，綜合考慮其致癮癖性、社會危害性、數量、純度等因素依法量刑。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客觀表述涉案毒品的種類和數量，并綜合認定為數量大、數量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確表述將不同種類毒品進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總量。

對于未查獲實物的甲基苯丙胺片劑（俗稱“麻古”等）、MDMA片劑（俗稱“搖頭丸”）等混合型毒品，可以根據在案證據證明的毒品粒數，參考本案或者本地區查獲的同類毒品的平均重量計算出毒品數量。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客觀表述根據在案證據認定的毒品粒數。

對于有吸毒情節的販毒人員，一般應當按照其購買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賣毒品的數量，量刑時酌情考慮其吸食毒品的情節；購買的毒品數量無法查明的，按照能夠證明的販賣數量及查獲的毒品數量認定其販毒數量；確有證據證明其購買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販賣的，不應計入其販毒數量。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無論毒品純度高低，一般均應將查證屬實的毒品數量認定為毒品犯罪的數量，并據此確定適用的法定刑幅度，但司法解釋另有規定或者為了隱蔽運輸而臨時改變毒品常規形態的除外。涉案毒品純度明顯低于同類毒品的正常純度的，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

制造毒品案件中，毒品成品、半成品的數量應當全部認定為制造毒品的數量，對于無法再加工出成品、半成品的廢液、廢料則不應計入制造毒品的數量。對于廢液、廢料的認定，可以根據其毒品成分的含量、外觀形態，結合被告人對制毒過程的供述等證據進行分析判斷，必要時可以聽取鑒定機構的意見。

（四）死刑適用問題

當前，我國毒品犯罪形勢嚴峻，審判工作中應當繼續堅持依法從嚴懲處毒品犯罪的指導思想，充分發揮死刑對于預防和懲治毒品犯罪的重要作用。要繼續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要求，突出打擊重點，對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被告人，堅決依法判處。同時，應當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體現區別對待，做到罰當其罪，量刑時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性質、情節、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及當地的禁毒形勢等因素，嚴格審慎地決定死刑適用，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1.運輸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對于運輸毒品犯罪，應當繼續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有關精神，重點打擊運輸毒品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組織、指使、雇用他人運輸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梟、職業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裝掩護運輸毒品、以運輸毒品為業、多次運輸毒品等嚴重情節的被告人，對其中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堅決依法判處。

對于受人指使、雇用參與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毒品數量、犯罪次數、犯罪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獲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予以區別對待，慎重適用死刑。對于有證據證明確屬受人指使、雇用運輸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也可以不判處死刑；尤其對于其中被動參與犯罪，從屬性、輔助性較強，獲利程度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對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運輸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但尚不屬數量巨大的，一般也可以不判處死刑。

一案中有多人受雇運輸毒品的，在決定死刑適用時，除各被告人運輸毒品的數量外，還應結合其具體犯罪情節、參與犯罪程度、與雇用者關系的緊密性及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綜合考慮，同時判處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別慎重。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適用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適用應當與該案的毒品數量、社會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相適應。涉案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依法應當適用死刑的，要盡量區分主犯間的罪責大小，一般只對其中罪責最大的一名主犯判處死刑；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當，或者罪責大小難以區分的，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的，也要盡可能比較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差異，判處二人死刑要特別慎重。涉案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責均很突出，或者罪責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從重處罰情節，判處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處。

對于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案件，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屬罪行極其嚴重，即使共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響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的，可以依法判處在案被告人死刑；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處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歸案后全案只宜判處其一人死刑的，不能因為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在案被告人與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責大小難以準確認定，進而影響準確適用死刑的，不應對在案被告人判處死刑。

對于販賣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要結合其販毒數量、次數及對象范圍，犯罪的主動性，對促成交易所發揮的作用，犯罪行為的危害后果等因素，綜合考慮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慎重、穩妥地決定死刑適用。對于買賣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涉案毒品數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一般不能同時判處死刑；上家主動聯絡銷售毒品，積極促成毒品交易的，通常可以判處上家死刑；下家積極籌資，主動向上家約購毒品，對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慮判處下家死刑。涉案毒品數量達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綜合上述因素決定死刑適用，同時判處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處。

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家針對同宗毒品實施犯罪的，可以綜合運用上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適用原則予以處理。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盡量將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密切關聯的上下游案件進行并案審理；因客觀原因造成分案處理的，辦案時應當及時了解關聯案件的審理進展和處理結果，注重量刑平衡。

3.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甲基苯丙胺片劑（俗稱“麻古”等）是以甲基苯丙胺為主要毒品成分的混合型毒品，其甲基苯丙胺含量相對較低，危害性亦有所不同。為體現罰當其罪，甲基苯丙胺片劑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體可以根據當地的毒品犯罪形勢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確定。

涉案毒品為氯胺酮（俗稱“K粉”）的，結合毒品數量、犯罪性質、情節及危害后果等因素，對符合死刑適用條件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判處死刑。綜合考慮氯胺酮的致癮癖性、濫用范圍和危害性等因素，其死刑數量標準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涉案毒品為其他濫用范圍和危害性相對較小的新類型、混合型毒品的，一般不宜判處被告人死刑。但對于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明確規定了定罪量刑數量標準，且涉案毒品數量特別巨大，社會危害大，不判處死刑難以體現罰當其罪的，必要時可以判處被告人死刑。

（五）緩刑、財產刑適用及減刑、假釋問題

對于毒品犯罪應當從嚴掌握緩刑適用條件。對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適用緩刑。對于不能排除多次販毒嫌疑的零包販毒被告人，因認定構成販賣毒品等犯罪的證據不足而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實施引誘、教唆、欺騙、強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應當嚴格限制緩刑適用。

辦理毒品犯罪案件，應當依法追繳犯罪分子的違法所得，充分發揮財產刑的作用，切實加大對犯罪分子的經濟制裁力度。對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及其孳息，經查確屬違法所得或者依法應當追繳的其他涉案財物的，如購毒款、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毒品犯罪所得的財物及其收益等，應當判決沒收，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判處罰金刑時，應當結合毒品犯罪的性質、情節、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獲利情況、經濟狀況等因素合理確定罰金數額。對于決定并處沒收財產的毒品犯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的，應當按照上述確定罰金數額的原則確定沒收個人部分財產的數額；判處無期徒刑的，可以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處死緩或者死刑的，應當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對于具有毒梟、職業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節的毒品罪犯，應當從嚴掌握減刑條件，適當延長減刑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嚴格控制減刑幅度，延長實際執行刑期。對于刑法未禁止假釋的前述毒品罪犯，應當嚴格掌握假釋條件

（六）累犯、毒品再犯問題

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從重處罰情節，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節較輕，也要體現從嚴懲處的精神。尤其對于曾因實施嚴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滿釋放后短期內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期間又實施毒品犯罪的再犯，應當嚴格體現從重處罰。

對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書中應當同時引用刑法關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條款，但在量刑時不得重復予以從重處罰。對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時構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時的從重處罰幅度一般應大于前述情形。

（七）非法販賣麻醉藥品、精神藥品行為的定性問題

行為人向走私、販賣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販賣國家規定管制的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的，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

行為人出于醫療目的，違反有關藥品管理的國家規定，非法販賣上述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2007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文件公通字〔2007〕84號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局，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公安局：

為解決近年來在辦理毒品案件中遇到的一些突出法律適用問題，根據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偵查、批捕、起訴、審判工作實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制定了《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現印發給你們，請結合本地、本部門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

公安部

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一、關于毒品犯罪案件的管轄問題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毒品犯罪案件的地域管轄，應當堅持以犯罪地管轄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轄為輔的原則。

“犯罪地”包括犯罪預謀地，毒資籌集地，交易進行地，毒品生產地，毒資、毒贓和毒品的藏匿地、轉移地，走私或者販運毒品的目的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地等。

“被告人居住地”包括被告人常住地、戶籍地及其臨時居住地。

對懷孕、哺乳期婦女走私、販賣、運輸毒品案件，查獲地公安機關認為移交其居住地管轄更有利于采取強制措施和查清犯罪事實的，可以報請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批準，移送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機關辦理，查獲地公安機關應繼續配合。

公安機關對偵辦跨區域毒品犯罪案件的管轄權有爭議的，應本著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實，有利于訴訟，有利于保障案件偵查安全的原則，認真協商解決。經協商無法達成一致的，報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指定管轄。對即將偵查終結的跨省（自治區、直轄市）重大毒品案件，必要時可由公安部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

為保證及時結案，避免超期羈押，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人民法院對于已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管轄異議或者辦案單位發現沒有管轄權的，受案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經審可以依法報請上級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指定管轄，不再自行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

二、關于毒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觀明知的認定問題

走私、販賣、運輸、非法持有毒品主觀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實施的行為是走私、販賣、運輸、非法持有毒品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應當知道”，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

（一）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所攜帶的物品內查獲毒品的；

（二）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三）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丟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

（四）體內藏匿毒品的；

（五）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或不等值的報酬而攜帶、運輸毒品的；

（六）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毒品的；

（七）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的；

（八）其他有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應當知道的。

三、關于辦理氯胺酮等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問題

（一）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其他毒品數量大”：

1.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100克以上；

2.氯胺酮、美沙酮1千克以上；

3.三唑侖、安眠酮50千克以上；

4.氯氮卓、艾司唑侖、地西泮、溴西泮500千克以上；

5.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數量大的。

（二）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三款、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其他毒品數量較大”：

1.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20克以上不滿100克的；

2.氯胺酮、美沙酮200克以上不滿1千克的；

3.三唑侖、安眠酮10千克以上不滿50千克的；

4.氯氮卓、艾司唑侖、地西泮、溴西泮100千克以上不滿500千克的；

5.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數量較大的。

（三）走私、販賣、運輸、制造下列毒品，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四款規定的“其他少量毒品”：

1.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明（MDMA）等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不滿20克的；

2.氯胺酮、美沙酮不滿200克的；

3.三唑侖、安眠酮不滿10千克的；

4.氯氮卓、艾司唑侖、地西泮、溴西泮不滿100千克的；

5.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少量毒品的。

（四）上述毒品品種包括其鹽和制劑。毒品鑒定結論中毒品品名的認定應當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公安部、衛生部最新發布的《麻醉藥品品種目錄》、《精神藥品品種目錄》為依據。

四、關于死刑案件的毒品含量鑒定問題

可能判處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鑒定結論中應有含量鑒定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