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三十四條：“……連帶責任保證的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從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

如果債權人已經起訴連帶保證人，但因種種原因，最后債權人選擇了撤訴。那么該起訴是否產生“起算保證合同訴訟時效”的效果？或者說，該起訴是否構成債權人“要求”連帶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

案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閩民終字第114號]：

吳某系訟爭借款的出借方，繆某系訟爭借款的借款方，順合公司系訟爭借款的保證人。三方簽訂《借款協議》，約定：（1）還款時間為2013年8月25日；（2）順合公司就訟爭借款本息的清償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未約定保證期間）。吳某于2013年10月8日起訴要求繆某、順合公司共同承擔還款責任，后又主動申請撤回對順合公司的起訴。該案經法院調解，吳某與繆某確認了繆某尚欠的借款本息，且繆某同意在一定期限內還清。現繆某未在調解協議約定的期限內還款，吳某遂于2014年6月20日起訴順合公司要求其就清償借款本息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法院觀點：

二審法院認為，雖然吳某于2013年10月8日起訴繆某與順合公司，但又撤回對順合公司的起訴，且該案件相關材料未送達順合公司，故不發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4條第2款規定的保證合同訴訟時效重新計算的法律效果。吳某于2014年6月20日再次提起本案訴訟，已經超過6個月保證期限。

分析：

當債權人依法按約要求連帶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則保證期間終止而開始計算訴訟時效。但《擔保法司法解釋》對第34條第2款中“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的“要求”一詞，并未做進一步解釋。上述案例中，二審法院對此參照了訴訟時效制度中“當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認定標準，即債權人的“要求”必須到達連帶保證人方可產生法律效果。因此，債權人的起訴行為并不當然終止保證期間而起算訴訟時效。即便債權人曾通過訴訟形式明確表明其單方要求過連帶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但只要該“要求”未到達連帶保證人，均不產生“起算保證合同訴訟時效”的法律后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對于一般保證和連帶保證，債權人欲終止保證期間而主張請求權的對象和方式均不同。一般保證中，債權人應向債務人采用提起訴訟或仲裁的方式主張，且訴訟時效起算時間點是在判決或仲裁裁決生效之日；連帶保證中，債權人則應向保證人主張，主張的方式可參照《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十條中認定為“當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方式。

《擔保法》第二十五條：“一般保證的保證人與債權人未約定保證期間的，保證期間為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六個月。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前款規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債權人已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期間適用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

第二十六條：“連帶責任保證的保證人與債權人未約定保證期間的，債權人有權自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六個月內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前款規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

《擔保法司法解釋》第三十一條：“保證期間不因任何事由發生中斷、中止、延長的法律后果。”

案件[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民終字第84號]:

陳某系訟爭借款的出借人，楊某系訟爭借款的借款人，吳某系訟爭借貸保證人。三方約定，由吳某為訟爭借款提供保證擔保（未約定保證方式和保證期間）。陳某起訴要求楊某、洪某（楊某配偶）和吳某共同向其清償債務。吳某一審并未出庭。二審楊某要求吳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法院觀點：

二審法院認為，吳某在借據上以擔保人身份簽名，借據未對保證方式作出約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吳某應按照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因雙方對保證期間沒有約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陳某有權自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六個月內要求吳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陳某起訴主張曾向吳某催討借款，并要求吳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雖然陳某沒有提交在保證期間內要求吳某承擔保證責任的書面證據，但在陳某提起訴訟后，吳某未出庭應訴，亦未對其是否應免除保證責任提交書面答辯意見，可視為其已放棄抗辯權利，故對楊某要求吳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的上訴主張，本院予以支持。

分析：

該問題的核心為：保證期間的性質到底是訴訟時效期間還是除斥期間？在上述案件中，二審法院的觀點是認為保證期間的性質應為訴訟時效期間的一種，即保證期間屆滿屬于保證人的抗辯權。采納此觀點的主要依據是保證期間與除斥期間的明顯區別。除斥期間適用于形成權，其由法律直接規定，極少數情況下才允許當事人約定。而根據《擔保法》規定，保證權人依據保證合同所享有的權利屬于請求權，而非形成權。并且，依據《擔保法》的規定，保證期間首先由當事人約定。即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才適用法律的規定，這也與除斥期間截然不同。因此得出結論：保證期間不同于除斥期間，其性質應為特殊的訴訟時效期間。

但筆者認為，僅根據保證期間與除斥期間存在不同而認定其為訴訟時效期間性質，欠缺妥當。訴訟時效期間與除斥期間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使實體權利消失。

根據關聯法條的規定，保證期間屆滿將產生的法律后果應是債權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實體權利的消滅，且該期間不存在中斷、中止和延長問題。因此，雖然保證期間適用的對象與除斥期間有所區別，但在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前，保證期間的性質應認定為除斥期間為宜。

《人民法院報》2016年8月刊登的《法院能否主動審查保證期間》一文中，作者林振通法官也持此觀點。林振通法官認為，一審審理過程中，被告沒有提出保證期間已屆滿的抗辯，二審中該被告才提出保證期間抗辯。而保證期間性質屬于除斥斥期間，保證期間不同于訴訟時效，法院應當主動進行審查。

綜上，筆者認為，即使保證人未就保證期間主動抗辯，法院亦應主動審查。只要超過保證期間，保證人的保證責任即獲得免除。

《民法總則》第一百九十五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訴訟時效中斷，從中斷、有關程序終結時起，訴訟時效期間重新計算：（一）權利人向義務人提出履行請求；（二）義務人同意履行義務；（三）權利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四）與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案例[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廈民終字第409號]：

柯某系訟爭借款的出借人，陳某系訟爭借款的借款人，林某系訟爭借款的保證人。2005年，柯某向陳某借款，借款期限1年，林某為該借款提供保證擔保（未約定保證期間）。借款期滿后，陳某并未按約還款。2011年，林某與柯某簽訂《還款確認書》，林某保證陳某將于2012年1月還款，否則其承擔保證責任（未約定保證期間）。在2005年至2011年間，林某多次代陳某支付借款利息。直至2013年4月，柯某起訴要求陳某、林某共同承擔還款責任。

法院觀點：

林某在保證期間屆滿后支付利息以及其與柯某簽訂《還款確認書》的行為并不能導致柯某與陳某之間借貸關系的訴訟時效中斷。雖林某與柯某簽訂的《還款確認書》確立了雙方新的保證關系，但柯某亦無證據證明其有在該新的保證期間內要求林某承擔保證責任，林某的保證責任得以免除。

分析：

保證期間與債務的訴訟時效是兩個法律關系確定的兩個期間。保證期間為除斥期間性質，即超過保證期間的，債權人已喪失向保證人要求承擔保證責任的權利。保證人此時沒有任何義務向債權人還款，所謂的“自愿履行”相當于案外人的代償行為。

訴訟時效的中斷事由系由法律嚴格規定，即便是債務人本人在超過訴訟時效后的履行行為，亦不應必然視為其“同意履行義務”，更何況是案外人的代償行為。因此，超過保證期間的履行行為不引起主債務的訴訟時效中斷，也不能就此推定為訴訟時效的重新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