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品犯罪對于公眾健康的危害需要通過毒品使用者基于自由意志的選擇而實施的使用毒品的行為才能最終實現，毒品使用者自身的過錯決定了毒品犯罪不應屬于刑法中最嚴重的罪行。毒品犯罪既可歸于無被害人犯罪，又屬于典型的非暴力犯罪，對于毒品犯罪配置死刑，不僅與毒品犯罪的生成機理不符，難以收到積極預防之功效，也有違最樸素的報應思想與公正理念，違背了相關國際公約的精神，毒品犯罪的死刑應予廢止，這是立足于應然立場所得出的必然結論。但受國際毒潮持續(xù)泛濫和國內多種因素影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將處于毒品問題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發(fā)多發(fā)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堅期，禁毒斗爭形勢嚴峻復雜，禁毒工作任務十分艱巨。面對我國毒品犯罪的嚴峻形勢，死刑在毒品犯罪立法上的存在，仍是短期內無法避免的結果，因為從經驗層面分析，死刑的存在對震懾毒品犯罪仍有重要價值。因此，對于毒品犯罪，死刑的司法限制顯然比立法廢除更符合中國國情。而根據我國刑法規(guī)定，判處死緩的，除非又故意犯罪且情節(jié)惡劣的，一般情況下不會實際執(zhí)行死刑。判處死緩實際上也是限制死刑適用的一種方式。本文中所說的限制死刑適用僅指限制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

死刑案件人命關天，案件質量尤為重要。為了避免死刑案件出現錯判，聯(lián)合國《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第4條專門規(guī)定：“只有在對被告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而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美國學者布萊恩·福斯特在《司法錯誤論》一書中呼吁：“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高于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具體而言，該標準應當是排除一切懷疑。”我國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guī)定，刑事案件的證據必須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而所謂“證據確實、充分”，就是指“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自2010年7月起施行的“兩高三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五條規(guī)定：“辦理死刑案件，對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證據確實、充分是指……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guī)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為唯一結論。”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依據間接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結論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根據間接證據定案的，判處死刑應當特別慎重。”對于死刑案件的審判而言，在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施行之后，《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仍然適用。而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與《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解釋用語是有些不同的，前者只是要求“排除合理懷疑”，后者則要求“結論是唯一的”“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刑事案件事關被告人的生命、自由、財產、政治權利等，當然不能出錯，均必須辦成“鐵案”，但這并不意味著普通刑事案件與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必須相同，因為如果要求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對普通刑事案件與死刑案件花費同樣的時間與精力去調取證據，并不現實，在偵查、公訴力量既定的前提下，還會造成普通刑事案件與死刑案件的證據質量同時下降的惡果。所以，從證據把握來看，普通刑事案件與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還是有差異的，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應當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普通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就是指根據現有證據足以認定案件事實。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就是指根據現有證據足以排除與案件事實不同的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在審理死刑案件中，必須嚴把證明標準這條底線，對經審查后發(fā)現根據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不能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的，堅決不予判處死刑，防止出現冤假錯案。對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證據把握，也必須遵循“根據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能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這個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

“重證據，不輕信口供”是證據裁判原則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既是訴訟主體，受到多種訴訟權利的保護，又是可能被定罪量刑的對象，案件的訴訟過程和結果與其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同時又是證據的來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地位的多重性決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有以下特點。第一，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是其行使辯護權的基本方式之一，避重就輕是其天然特色。第二，被告人的供述如查證屬實，可以全面詳盡反映作案的動機、心理活動、思想斗爭、目的、手段和過程，可以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直接證據，有可能全面、直接地解釋有關案件事實情況。畢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是否實施過犯罪行為、犯罪的經過，特別是犯罪時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知道得最清楚。第三，被告人供述的主觀性強，虛假的可能性較大，經常出現虛假和失真的情況。由于案件的處理結果與被告人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基于趨利避害的普遍心理，真正的犯罪人在訴訟過程中往往設法掩蓋事實真相，或者編造謊言，企圖蒙混過關，很可能導致其為逃避、開脫、推卸、減輕罪責而作虛假供述。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他人開脫，將全部犯罪事實攬在自己身上，或者代人受過，供認自己沒有犯過的罪行。另外，由于口供是對已發(fā)生事情的回憶，是對案件事實的感知和供述，不可能是純客觀的過程，一定程度的主觀判斷、修飾活動總是難以避免的。第四，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反復性和不穩(wěn)定性。人的心理活動是在不斷變化的，隨著訴訟的進行，被告人會反復權衡各種利益，可能出現時供時翻、屢供屢翻的現象。所以，被告人供述的穩(wěn)定性，無法與物證、書證等客觀證據相比。第五，被告人在壓力、誘供、逼供下的供述，準確程度會非常差，在心理、精神、承受能力崩潰的情況下，違心供認的情況是會發(fā)生的。第六，同案各被告人之間存在責任分擔等利害關系，推卸責任、轉嫁責任、減輕責任或者包庇罪犯的情況都有可能發(fā)生。基于被告人供述的以上特點，法官應當結合其他證據，認真審查判斷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既不能忽視其證明作用，也要提高警惕，不能盲目輕信其有罪供述或者無罪辯解。法官要從取得程序是否合法、供述是否客觀真實、供述和辯解有無矛盾或反復、是否合理等方面著手審查被告人的供述。對于被告人的辯解及辯護意見，無論采納與否，都要有充分的理由和分析。對全案缺乏其他證據，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數個同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證，在量刑時也要留有余地，適用死刑要特別慎重，一般情況下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因為在司法實踐中，對被告人與同案人的供述，難以完全排除存在誘供、逼供、串供等違法取證的情形；主要依據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定案，難以完全避免冤假錯案發(fā)生的可能。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偵查人員介入偵查的時間較晚，毒品已經流入市場，從而無法從犯罪嫌疑人處起獲毒品；毒品市場的隱秘性、涉毒人員的犯罪可能性決定了偵查人員也難以調取相關運毒、藏毒、購毒人員等的證言。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可能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證實被告人實施了相關毒品犯罪行為，而缺乏毒品、毒贓等客觀證據。對此，《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8年）規(guī)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僅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人的供述作為定案證據的，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要特別慎重。據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間的供述必須能夠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違法取證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實踐中，對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難以完全排除存在誘供、逼供、串供等違法取證情形，也難以完全保證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內容的客觀真實性。所以，對全案缺乏其他證據，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數個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證，在量刑時也要留有余地，適用死刑要特別慎重，一般情況下不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轉性與被告人口供、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虛假性所決定的。

（作者單位：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