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隱名股東不得以沒有處分權為由主張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案情簡介：

2013年3月19日，羅志鋪與三原告訂立《合作協議》，協議約定羅志鋪將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100％的股權以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100％的股權全部轉讓給各原告；轉讓價款為12400萬元整，股權轉讓價款支付時間為：2013年3月12日，長業公司向羅志鋪支付280萬元。同時羅志鋪與三原告確認，截至《合作協議》簽訂之日，長業公司對羅志鋪享有合法債權4320萬元，林國棟對羅志鋪享有合法債權3700萬元，各方確認上述債權直接折抵股權轉讓價款，不足部分由長業公司與林國棟以現金方式結算并支付給羅志鋪。

《合作協議》還約定：本合作協議簽訂之日起，羅志鋪應確保協助各原告與羅志鋪的代持股人簽訂新的代持股協議。羅志鋪確認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的所有權益均由羅志鋪享有和處分。2013年3月20日，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簽訂了《大田縣溪洋煤礦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羅立根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16％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羅志鐘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8.5％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羅淑珠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13％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鄭永勝同意將其持有的溪洋煤礦公司12％的股權轉讓給林國棟。同日，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簽訂《股權代持協議書》，約定林國棟分別委托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代為持有上述股份。

在整個協議的履行過程中，各原告均嚴格依約履行合同義務，接管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但在原告接管后各被告多次阻撓原告的正常經營管理，給原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綜上請求判決：（1）2013年3月19日的《合作協議》合法有效；（2）2013年3月20日，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簽訂的《大田縣溪洋煤礦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協議》以及《股權代持協議書》合法有效；（3）各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0萬元。

福建高院：

《合作協議》的內容存在將債務轉化成部分股權轉讓款，以及股權回購特別約定。可見，訟爭《合作協議》具有借款合同的性質，但是《合作協議》的甲方為羅志鋪系自然人，而乙方長業公司、旭興公司、林國棟，包含自然人與法人。從主體上不構成企業間借貸。故被告關于《合作協議》名為股權轉讓實為企業間借貸，系無效合同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羅志鋪以其非訟爭股權的持有人為由，主張《合作協議》無效，本院不予支持。

作為訟爭股權的持有人羅立根、羅志鐘、羅淑珠、鄭永勝分別與林國棟訂立了《大田縣溪洋煤礦有限公司股權轉讓協議》、《股權代持協議書》，因實際上并未產生股權變更，不影響其他股東的優先購買權，不存在無效的法定事由，依法應當確認為有效合同。原告系隱名股東，并非訟爭股權的持有人，對于溪洋煤礦公司不享有直接的權益，即使被告存在阻撓溪洋煤礦公司正常經營的行為，亦不會直接侵害原告利益。而且原告亦為舉證證實被告具體的阻撓行為以及相應的損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00萬元，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名義股東將登記于其名下的股權轉讓、質押或者以其他方式處分，實際出資人以其對于股權享有實際權利為由，請求認定處分股權行為無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參照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處理。”而《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所述則是善意取得的規則。根據上述兩個法律條文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隱名出資中所形成的股權屬于隱名股東，即隱名股東對股權是具有實際權利的，該結論在司法實踐中亦是得到普遍認同。

此外，訟爭《合作協議》已明確約定：羅志鋪確認溪洋煤礦公司1#礦井及宏源煤礦公司名下大田縣建設煤礦下坑礦區的所有權益均由羅志鋪享有和處分。

綜上，本案當事人以其僅是隱名股東為由意圖主張股權轉讓協議無效，于情于理均無據。

案例索引：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閩民初字第107號

　【案情回放】

被告某實業公司擬轉讓其持有的第三人某制品公司100%股權，根據基準日為2012年5月31日的所有者權益評估金額作價5124521.66元，并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直至2013年5月20日，原告某輔料公司與被告簽訂《股權轉讓合同》，約定：（1）被告將其持有的第三人100%股權作價5124521.66元轉讓給原告；（2）自評估基準日至股權交易完成日止，第三人因經營活動產生的盈利或虧損而導致凈資產的增加或減少及相關權益由被告承接，被告對合同項下的產權交易標的、股東權益及第三人資產負有善良管理義務。合同簽訂后，原、被告辦理了第三人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原告支付了30%交易價款，第三人開始經營。2013年5月23日始，原、被告陸續辦理第三人的交接手續，原告發現第三人的資產發生了大幅減損，經審計2013年5月31日第三人所有者權益僅為-21919532.12元。故原告訴請被告向原告賠償損失27044032.12元，被告則反訴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剩余70%價款。審理中，經法庭釋明原告變更本訴請求為：被告向第三人補足資產27044032.12元。福州律師分享

法院經審理認為：股權轉讓合同是雙務合同，受讓方向轉讓方支付交易價款，轉讓方應向受讓方交付符合約定的標的公司。現評估基準日與實際交接日之間相距約一年，第三人所有者權益發生了大幅減損，該減損根據約定應由被告承擔。本案審理時，第三人系正常經營，故被告應向第三人補足資產合計27044032.12元，原告應向被告支付剩余70%價款。

【不同觀點】

標的公司股權概括轉讓過程中，通常股權轉讓評估基準日與股權交接日并非同一天，在該段期間內標的公司資產常常發生變化，引發大量股權轉讓糾紛。本案標的公司資產已經減損至負值，產生了幾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股權轉讓的合同主體是出讓方和受讓方，即原告和被告，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被告一般只能向原告承擔責任，不能向第三人承擔責任，故應當由被告向原告賠償實際損失。關于損失的金額，鑒于本案審理時第三人已經處于正常經營中，而原告為第三人的唯一股東，故原告的實際損失就是評估基準日與實際交接日期間第三人的資產減損金額，即27044032.12元。本案中，應當判令被告賠償原告損失27044032.12元，原告支付被告剩余70%股權轉讓價款。

第二種觀點認為，第三人系原告與被告交易的標的公司，被告向第三人補足資產，本質上是被告履行合同義務，即向原告交付符合合同約定資產的標的公司，故被告向第三人補足資產的行為應當理解為被告向原告承擔責任的一種方式，沒有違反合同相對性原則。相反，被告向原告賠償損失的方式，對第三人的資產沒有進行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受損，從而影響第三人外部債權人的利益，極易引發外部債權人提起的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糾紛。本案中，應當判令被告向第三人補足資產27044032.12元，原告支付被告剩余70%股權轉讓價款。

第三種觀點認為，股權轉讓合同歸根結底是一個關于標的公司的買賣合同，出讓方作為賣方，不應在出售標的公司的同時還倒貼錢款，這違背買賣合同的基本原理，亦違背公司股東僅在其出資范圍內承擔有限責任的基本原則。本案中，第三人資產已為負值，原告作為股東理應對第三人作破產處理，而原告對第三人繼續開展經營，系原告自行擴大損失，該部分損失不應由被告承擔。故本案應當在向原、被告釋明的基礎上判令被告返還原告30%股權轉讓價款。福州公司股權律師分享

【法官回應】

股權轉讓糾紛案件審理中應注重平衡多重利益關系

公司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利益的多元化，與公司相關同時存在對內與對外的多對主體，進而就存在多重利益關系，利益沖突也不可避免時有發生。在審理公司股權對外概括轉讓糾紛案件時，不僅要考慮原、被告之間的利益平衡，還應注重兼顧與標的公司相關的其他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

1.應平衡原股東和現股東之間的利益

公司股權對外概括轉讓引發的糾紛，從基礎法律關系上來說是出讓方和受讓方之間轉讓標的公司的合同糾紛，故原、被告之間的合同關系是股權轉讓糾紛中的基礎法律關系。如何平衡原、被告之間作為標的公司原股東和現股東之間的關系，亦應適用合同法的基本原則。股權轉讓合同屬于雙務合同，合同雙方均須按約履行自己的義務，即受讓方必須向轉讓方支付約定的交易價款，轉讓方必須向受讓方交付符合合同約定資產的標的公司。至于雙方履行義務的先后順序，應遵守合同的具體約定。一方如有違約行為，亦應按照合同約定和法律規定承擔違約責任。
福州公司律師
本案中，標的公司的資產自評估基準日至股權交易完成日期間發生了大幅減損，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標的公司與合同約定價款不具有對應性。按照合同約定，自評估基準日至股權交易完成日止，第三人因經營活動產生的盈利或虧損而導致凈資產的增加或減少及相關權益由被告承接，被告對合同項下的產權交易標的、股東權益及第三人資產負有善良管理義務。故標的公司資產減損的相應責任應由被告承擔。上述第一種觀點由被告賠償原告損失，以及第二種觀點由被告向第三人補足資產，均可以平衡原、被告之間受損的法律關系，但第三種觀點僅由被告返還已經收取的股權轉讓款，顯然不足以彌補原告的損失。在標的公司資產為負值的情況下，股東確實可以通過啟動公司破產程序，僅在自己出資的范圍內承擔有限責任，但本案被告在2013年5月簽訂《股權轉讓合同》時，沒有重新對標的公司資產進行評估，而是直接按照2012年5月31日的評估結果將標的公司作價轉讓，那么被告作為原股東就無法再啟動標的公司的破產程序，只能按照合同約定承擔資產減損的責任。原告作為新股東，有權選擇繼續經營標的公司或是啟動公司破產程序，當然不同的選擇對原告產生實際損失的金額也不同。

2.應平衡原股東與標的公司之間的利益

雖然股權轉讓糾紛的直接爭議方是標的公司的原股東、新股東，但當標的公司資產減損時，首先受到影響的是標的公司本身，標的公司作為一個獨立經營的個體，其與原股東之間的公司內部關系已經受損。為了保護標的公司正當權益，宜將標的公司追加為第三人參加訴訟。標的公司資產減損，通常有兩種原因，一是持續經營造成的經營虧損，二是未盡善良管理義務造成的資產減損。如若標的公司資產因原股東未盡善良義務造成減損，則標的公司對原股東就可能存在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如若標的公司資產因持續經營造成虧損，表面上看屬于資產的正當減損，但是原股東在決定出讓標的公司后仍繼續經營公司，是否能盡到勤勉義務，是值得懷疑的。如若因原股東故意或重大過失繼續經營造成虧損，則亦可能引發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
福州律師
本案中，第一種觀點僅僅平衡了原告與被告之間的合同關系，而原股東與標的公司之前的關系仍然出于失衡狀態，很可能在將來引發標的公司和原股東之間的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然而這將引發一個悖論，即：標的公司的意識已經由新股東代表，而新股東在股權轉讓糾紛中已經獲得了原股東的損害賠償，那么新股東能否再代表標的公司作為原告，向原股東主張損害公司利益責任？顯然原股東不可能因同一個行為既向新股東承擔責任，又向標的公司承擔責任。所以第二種觀點相對更加合理，原股東只承擔一次責任，即直接向標的公司補足資產，通過有力保護標的公司的資產，避免產生標的公司與原股東之間的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

3.應平衡標的公司和外部債權人之間的利益

原股東和新股東之間的關系，原股東和標的公司之間的關系，都只是公司的對內關系。平衡公司對內關系，最根本的目的是保證公司正常的對外關系。所謂公司對外關系，最主要是指公司與公司的外部債權人之間的關系。公司的外部債權人并非股權轉讓糾紛的案件當事人，但股權轉讓糾紛的處理結果卻與標的公司外部債權人息息相關。

對公司債權人利益進行保護，最有效的途徑就是保護公司資產不受非法侵害，保證公司資產可以用于對公司債權人的清償。目前司法實踐中常見的股東出資糾紛、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糾紛等，都是與債權人直接相關的公司法案件，是在債權人利益受到實際損害后賦予債權人損害賠償的權利，本質上是救濟保護。然而，救濟保護具有滯后性，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仍顯乏力，如果能在債權人利益實際受損前，通過對公司資產的保護實現對債權人利益的預防保護，才能從根源上解決公司債權人的后顧之憂。
福州公司股權律師提示
本案中，標的公司債權人雖然不參與標的公司的股權轉讓糾紛，但標的公司資產大幅減損已經潛在地影響了標的公司外部債權人的利益，標的公司與外部債權人之間的關系已經失衡，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糾紛一觸即發。上述第二種觀點，通過被告向標的公司補足資產的方式，根本上解除了標的公司外部債權人的顧慮，使公司對外關系恢復平衡。

綜上，本案通過補足公司資產的方式，不僅平衡了原、被告之間的基礎法律關系，同時考量了股東與標的公司的內部關系、標的公司與債權人的外部關系，也能避免可能發生的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股東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責任糾紛。

福州律師福州公司股權律師分享；來源：人民法院報?|??作者：錢佳妹　（作者單位：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5）蘇商終字第00542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周梅森。

委托代理人劉茂通，江蘇茂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姚呈祥，江蘇茂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江蘇豐裕糧油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張興林，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張茂軍，江蘇禾嘉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第三人）徐州淮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黃保華，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李輝，該行員工。

委托代理人黃偉，江蘇彭城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第三人徐州市隆碩米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梅云，該公司經理。

上訴人周梅森因與被上訴人江蘇豐裕糧油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裕公司）、被上訴人徐州淮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淮海農商行）、原審第三人徐州市隆碩米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隆碩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徐商初字第00409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5年12月3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周梅森的委托代理人劉茂通、姚呈祥，被上訴人豐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張茂軍，被上訴人淮海農商行的委托代理人李輝、黃偉到庭參加訴訟。原審第三人隆碩公司經本院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周梅森原審訴稱：豐裕公司為江蘇東寶糧油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寶公司）向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1200萬元借款提供擔保，在東寶公司無力償還該借款時，豐裕公司也無能力承擔擔保責任。豐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張興林找到周梅森，請求周梅森替東寶公司償還該筆貸款，并告訴周梅森東寶公司與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約定誰替東寶公司償還該筆貸款，東寶公司就將其持有的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股權轉讓給誰。后張興林找到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田偉、郝松一起與周梅森見面，田偉、郝松兩人承諾東寶公司的上述股權可以轉給周梅森。此后，周梅森出資清償了東寶公司上述貸款，但相應股權一直沒有過戶至周梅森名下。周梅森后來得知東寶公司持有的是法人股，由于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正在進行公司改制，不便于轉到自然人名下。后經協商，先將該部分股權登記至豐裕公司名下并由豐裕公司代持，周梅森作為該1200萬股的隱名股東，實際享有該1200萬股股權的收益。

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改制為淮海農商行后，為能盡快將相關股權變更登記到周梅森名下，2009年12月24日，周梅森與豐裕公司簽訂《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權轉讓協議書》，約定：豐裕公司自愿將其擁有的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金（股權）1200萬元，以12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周梅森。2012年11月27日，豐裕公司向周梅森出具《股權變更通知書》，將周梅森享有的上述1200萬股股權變更為1560萬股。2014年2月9日，豐裕公司出具《股東會決議》，將周梅森所有的上述股權再次提高至1755萬股。至此，豐裕公司名下所持淮海農商行的3510萬股股權由周梅森、豐裕公司各享有50%。周梅森一直要求豐裕公司將其名下的應屬于其所有的股權變更登記到周梅森名下，但豐裕公司一直不履行該義務。請求依法確認登記在豐裕公司名下淮海農商行股東賬號3203020001706000006159股份中的50%（價值約1755萬元）屬周梅森所有，并判令豐裕公司、淮海農商行協助辦理股權變更登記，將上述股權登記至周梅森名下。

豐裕公司原審答辯稱：豐裕公司認可所持有的淮海農商行50%股權歸周梅森所有。

淮海農商行原審述稱：1、周梅森訴請確認豐裕公司所持淮海農商行股權的50%歸其所有無法律依據。周梅森主張確認股權歸其所有，系確權之訴，而豐裕公司對該主張并無異議，沒有爭議何來訴訟。且如果周梅森主張的事實能夠成立，也應當是周梅森請求豐裕公司履行股權轉讓合同的債權請求權之訴。因此，周梅森以確權之訴提起本案訴訟無法律依據。2、周梅森訴請淮海農商行協助辦理股權變更登記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案涉股權在2014年1月9日辦理了股權質押登記，且2014年4月之后陸續被多家法院查封，豐裕公司亦認可查封所涉及的債權總額達到2億余元，在上述債務未清償、法律障礙未消除前，即便周梅森主張的確權之訴能夠成立，亦無法履行。此外，由于豐裕公司在淮海農商行貸款1.2億元，隆碩公司系該貸款的保證人，豐裕公司以其所持淮海農商行全部股份作為質押向隆碩公司提供了反擔保，故在淮海農商行該巨額債權未得到清償前，隆碩公司無權放棄對案涉股權的質押權。3、周梅森不具備成為淮海農商行股東的資格。第一、根據淮海農商行公司章程的規定，淮海農商行的股份分為法人股和自然人股兩類，其中自然人股規定僅由淮海農商行的員工持有，自然人股的股權轉讓僅能在內部員工之間進行，且單個自然人持股不能超過股本金總額的2%，法人股的轉讓亦只能在法人之間進行，不能轉讓給自然人。因此，無論是東寶公司還是豐裕公司將股份轉讓給周梅森，均違反公司章程以及法律的規定。第二、周梅森與豐裕公司在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時均明知周梅森不具備成為淮海農商行股東的資格條件。從案涉股權轉讓協議的第6條、第8條內容看，周梅森明知在當時的政策條件下其不符合受讓人資格，特別是第8條約定如果半年之內無法辦理股權轉讓登記，豐裕公司負責聯系合規的受讓人，且股權轉讓的收益歸周梅森所有，充分說明周梅森與豐裕公司在簽訂該股權轉讓協議時均明知周梅森不具備成為淮海農商行股東的資格條件。第三、沒有證據證明淮海農商行明知周梅森與豐裕公司之間的股權轉讓協議，且淮海農商行并不認可該股權轉讓協議。4、周梅森與豐裕公司涉嫌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虛假訴訟幫助豐裕公司逃避債務，損害第三人利益。根據周梅森的主張，2009年簽訂股權轉讓協議，至2014年，周梅森已經通過股權受讓享有了豐裕公司全部股權，豐裕公司成為周梅森控股的一人公司，且周梅森還擁有豐裕公司關聯公司隆碩公司100%的股權及徐州市全福動物營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全福公司）50%的股權，僅該兩個公司的資產價值合計已經超過1億元。因此，假定周梅森在2013年向全福公司或張興林支付了2700萬元是事實，周梅森也已通過其他方式收回了股權轉讓款及上述款項。況且2700萬元是一筆不小數目的財產，周梅森與豐裕公司在沒有簽署任何借款合同的情況下，輕易將該筆巨款打給豐裕公司不合常理。其實際目的是為了逃避債務，將豐裕公司和張興林的全部資產以合法的形式過戶至周梅森名下。綜上，周梅森的訴請不能成立，請求依法予以駁回。

隆碩公司原審述稱：隆碩公司是空殼公司，愿意協助辦理解除股權質押手續。請求支持周梅森的訴訟請求。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淮海農商行由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改制而來，于2012年1月6日經登記設立，企業性質為股份有限公司。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為集體企業，章程規定單個自然人持股不能超過股本金總額的2%。淮海農商行公司章程約定注冊資本為4億元，其中自然人股11677萬股，占股份總額的29.19%，單個自然人股東持股比例不得超過股份總額的2%；法人股28323萬股，占股份總額的70.81%。

在淮海農商行改制設立前，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于2010年增資至2.7億元，東寶公司出資2700萬元持有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本2700萬股，均為投資股。此后，東寶公司作為轉讓方，豐裕公司、徐州市恒利輪胎有限公司作為受讓方簽訂《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金轉讓協議書》，約定東寶公司自愿將其持有的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金2700萬股轉讓給豐裕公司、徐州市恒利輪胎有限公司，其中豐裕公司受讓1200萬股，徐州市恒利輪胎有限公司受讓1500萬股。

2009年12月24日，豐裕公司作為轉讓方、周梅森作為受讓方，簽訂《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權轉讓協議書》，約定主要內容為：豐裕公司將其持有的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金（股權）1200萬股，以1200萬元轉讓給周梅森；周梅森于2009年12月24日前將轉讓款1200萬元匯入豐裕公司賬戶，由豐裕公司出具收款收據為憑；協議生效后，豐裕公司、周梅森與第三方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就股金轉讓一事另行簽訂三方協議；在股金證沒有辦到周梅森名下前，豐裕公司將股金證交周梅森暫存，在此期間內，豐裕公司不得以任何名義和方式對該股金進行抵押、擔保；如因政策變化或不可抗力造成股權半年內仍無法過戶到周梅森名下，由豐裕公司負責積極聯系相關合規受讓人，以屆時市場價格轉讓該股金，所得歸屬周梅森。

2009年12月23日，周梅森在中國民生銀行向豐裕公司賬戶匯入1000萬元，注明用途為“股權投資”；2009年12月24日，江蘇浪淘沙影業有限公司在興業銀行向豐裕公司賬戶匯入200萬元，注明用途為“周梅森稿費”。

2012年1月6日淮海農商行設立時，豐裕公司持有2700萬股，占6.75%。淮海農商行出具編號為200013324的股金證（法人），載明2012年5月23日換折贈486萬股、投派送324萬股，2012年6月11日換折，登記的股金為3510萬股。淮海農商行出具編號為200013016的股金證（法人），載明2013年12月16日換折，豐裕公司持有3510萬股。上述兩份股金證均記載該股金證開戶日期為2008年12月18日。

豐裕公司出具一份落款時間為2012年11月27日的《股權變更通知書》，主要內容為：周梅森與豐裕公司共同持有淮海農商行股權2700萬股，因2011年度分紅送股，已變更為3510萬股，周梅森的股權由1200萬股變更為1560萬股。

張興林出具一份落款時間為2014年2月9日的豐裕公司股東會決議，主要內容為：一致同意將豐裕公司持有的淮海農商行1950萬股抵押給周梅森，向其緊急融資2700萬元。豐裕公司將持有淮海農商行195萬股無償劃給周梅森，以抵償周梅森于2013年7月1日對豐裕公司150萬元的投資和相應收益及該2700萬元融資成本。

周梅森分別于2014年2月10日、2月14日從中國民生銀行向張興林個人賬戶匯入1200萬元、1500萬元，注明的用途均為借款。

另查明：豐裕公司、徐州市豐裕飼料科技有限公司作為發起人于2006年6月22日經工商登記設立徐州市豐潤米業有限公司，注冊資本80萬元。2010年3月3日，公司股東變更為張興林、張詩若（張興林女兒），注冊資本增至1000萬元。同日，張興林將股權全部轉讓給韓新春。2010年3月23日，張詩若將股權全部轉讓給豐裕公司。2013年1月5日，豐裕公司將股權全部轉讓給宿辰清（張興林女婿），并將徐州市豐潤米業有限公司更名為“徐州市隆碩米業有限公司”。2014年4月25日，韓新春、宿辰清將股權全部轉讓給周梅森，經變更登記，徐州市隆碩米業有限公司成為周梅森所有的一人有限公司，周梅云任法定代表人。

全福公司于2003年7月30日經工商登記設立，公司注冊資金500萬元，股東為豐裕公司、劉修民，各自持股250萬元，豐裕公司法定代表人張興林同時擔任全福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4月24日，豐裕公司將在全福公司的股權全部轉讓給周梅森，并變更由周梅森擔任全福公司法定代表人。

再查明：2013年12月，豐裕公司向淮海農商行貸款，由隆碩公司提供擔保。為保證金融貸款資金安全，應淮海農商行要求，2014年1月9日，豐裕公司將在淮海農商行的3510萬股股權作為反擔保質押給隆碩公司，并在江蘇省徐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辦理股權出質登記。

原審法院認為：周梅森所主張的1755萬股淮海農商行股權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基于2009年12月24日受讓豐裕公司轉讓的1200萬股，該1200萬股在2012年5月因分紅由淮海農商行贈股變更為1560萬股；二是豐裕公司于2014年2月9日股東會決議中轉給周梅森的195萬股淮海農商行股權。以上合計1755萬股（1560萬股＋195萬股）。分別評判如下：

一、關于2009年12月24日豐裕公司轉讓1200萬股淮海農商行股權的效力問題。首先，根據公司法相關規定，公司章程是指公司必須具備的由發起設立公司的出資人共同制定的，并對公司、股東、公司經營管理人員具有約束力的，用以調整公司內部組織關系和經營行為的自治性根本規則。根據上述規定，公司的隱名股東作為公司股東之一，亦應當自覺接受公司章程的約束。本案中，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章程以及改制后的淮海農商行公司章程均規定，“單個自然人持股不能超過股本金總額的2%”，而轉讓的案涉1200萬元股本金在注冊資金2.7億元中占4.5%。因此，該股權轉讓行為明顯違反上述公司章程的規定。其次，該1200萬股系法人股，根據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以及淮海農商行公司章程的規定，該法人股只能在法人之間進行流轉，不能轉讓給自然人或其他經濟組織。而周梅森作為自然人，并不具備受讓該法人股的主體資格。再次，周梅森、豐裕公司在股權轉讓協議中約定，“如因政策變化或不可抗力造成股權半年內仍無法過戶到周梅森名下，由豐裕公司負責積極聯系相關合規受讓人，以屆時市場價格轉讓此股金，所得歸屬周梅森”，既然雙方確定了“相關合規受讓人”，說明雙方對于周梅森受讓該1200萬股不合規系明知。綜上，周梅森與豐裕公司轉讓本案所涉1200萬股淮海農商行股權因違反公司章程規定而無效。

二、關于豐裕公司于2014年2月9日股東會決議中轉給周梅森195萬股淮海農商行股權的問題。根據豐裕公司2014年2月9日的股東會決議內容，豐裕公司將持有淮海農商行195萬股轉給周梅森，以抵償周梅森于2013年7月1日對豐裕公司150萬元的投資和相應收益以及2700萬元融資成本。因此，可以認定豐裕公司并非基于股權轉讓的合意將195萬股淮海農商行股權轉給周梅森，而用以抵償所欠周梅森的債務，性質上屬于以物抵債行為。在該股權尚未辦理物權轉移手續且存在爭議的情形下，周梅森要求確認所抵之物的所有權即195萬股淮海農商行股權屬其所有，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周梅森關于豐裕公司在淮海農商行所持股金中的1755萬股屬其所有的訴訟主張不能成立，因而其關于協助將該1755萬股變更登記至其名下的訴訟主張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該院判決：駁回周梅森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27100元，由周梅森負擔。

周梅森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周梅森作為淮海農商行的隱名股東，系案涉股權的所有權人。案涉股權的轉讓行為發生在2009年12月，此時淮海農商行尚未改制，原審法院用2012年改制后的淮海農商行的章程來判定案涉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錯誤。二、我國公司法并未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讓作出限制性規定。即使淮海農商行章程中對此進行了約定，也因違反法律規定而無效，且公司章程亦不能約束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周梅森。原審法院判決案涉股權系法人股，只能在法人之間進行流轉，不能轉讓給自然人或其他經濟組織沒有依據。此外，原審法院未對豐裕公司、淮海農商行侵占周梅森股權的事實進行審查。綜上，原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請求撤銷原審判決，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

豐裕公司答辯稱：豐裕公司認可周梅森出資購買了豐裕公司享有的淮海農商行股權，且周梅森出資購買的股權原屬東寶公司所有，淮海農商行對此是明知的。豐裕公司在銀行的貸款由隆碩公司提供擔保，后用豐裕公司名下包括周梅森實際所有的淮海農商行股權反擔保質押給隆碩公司，淮海農商行對此知曉并積極推進。請求法院依法判決。

淮海農商行答辯稱：一、周梅森與豐裕公司之間關系是債權債務糾紛，周梅森提起本案股權確認之訴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周梅森要求將豐裕公司享有的淮海農商行的股權變更登記至其名下，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同時，周梅森與豐裕公司所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中也可以看出，周梅森以及豐裕公司均明知周梅森并非適格受讓人，故周梅森不具備成為淮海農商行股東的主體資格。且案涉股權已經設定了質押登記，并被數家法院查封，在法律上已不具備履行的可能性。三、淮海農商行章程是全體股東意思自治的結果，為了維護金融安全，章程按照銀行監管行業的要求對股份轉讓進行了限制，并不違反公司法的規定。四、周梅森通過受讓隆碩公司的全部股權以及全福公司50%的股權，已經從豐裕公司處取回了其購買股權所投資的款項。豐裕公司在淮海農商行貸款1.2億元，現豐裕公司以及關聯公司已經全面倒閉，銀行貸款無法回收，僅有的股權質押尚不足以履行全部金融債務。周梅森提起本案訴訟系與豐裕公司惡意幫助豐裕公司逃廢金融債務。綜上，請求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原審第三人隆碩公司未到庭參加訴訟，亦未提交書面意見。

審理中，到庭的各方當事人一致確認以下事實：

1、《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章程》第十六條規定：本聯社單個自然人持股（包括資格股和投資股，下同）不超過股本總額的5‰。

2、東寶公司出資2700萬元持有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本2700萬股，均為投資股。后東寶公司作為轉讓方，豐裕公司、徐州市恒利輪胎有限公司作為受讓方簽訂《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金轉讓協議書》，約定東寶公司自愿將其持有的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金2700萬股轉讓給豐裕公司、徐州市恒利輪胎有限公司，其中豐裕公司受讓1200萬股，徐州市恒利輪胎有限公司受讓1500萬股。此后，原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于2010年增資至2.7億元。

本院對于上述事實依法予以確認；對其他原審查明的事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另查明：《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本聯社投資股可以依法轉讓。第二十四條規定：本聯社股權依法可以繼承、贈予和轉讓。《徐州淮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本行單個自然人股東持股比例不得超過本行股份總額的2%。第二十六條規定：本行股東所持的股份不得退股。但經本行董事會審議同意，可以依法轉讓、繼承和贈予。

還查明：豐裕公司持有的淮海農商行3510萬股股份在2014年配股后，增加至4914萬股。自2014年4月起，由于淮海農商行等多名債權人分別向原審法院等多家法院起訴，向豐裕公司主張權利，豐裕公司所持有的上述4914萬股股份已分別被原審法院及其他法院查封或輪候查封。

二審中，周梅森提交2011年4月6日其向豐裕公司出具的《指定受讓人通知書》及豐裕公司與南京九階半影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九階半公司）簽訂的《股權代持合同書》各一份。《指定受讓人通知書》載明：豐裕公司：獲悉自然人受讓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權有困難，為解決股權過戶問題，請將我本人2009年12月24日從貴司受讓的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壹仟貳佰萬股權過戶到我妻子孫某某任法人代表的九階半公司名下。如過戶后產生糾紛或損失，與貴司無關，一切法律和經濟責任由我本人承擔。《股權代持合同書》載明：本合同在2009年12月24日豐裕公司和周梅森簽訂的《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權轉讓協議書》的基礎上訂立。豐裕公司確認：其名下之2700萬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權中的1200萬自2009年12月24日后即為周梅森所有，周梅森已收到2010年度股權分紅。鑒于周梅森指定其妻孫某某任法人代表的九階半公司為其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1200萬股權受讓人，雙方經協商，自愿訂立本合同。一、本合同簽訂后豐裕公司名下的貳仟柒佰萬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權中的1200萬為九階半公司所有。二、九階半公司統一在信用聯社改制為淮海農商行、并成立第一屆董事會之前，不進行過戶，股權仍由豐裕公司代持。以上證據用以證明2011年時，豐裕公司和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均拒絕為周梅森辦理股權登記手續，后周梅森指定豐裕公司將股權變更到九階半公司。周梅森提交上述證據的同時主張：鑒于協議簽訂后，周梅森和豐裕公司再次向淮海農商行申請辦理股權變更，但依然被拒絕，九階半公司就不再按照上述協議主張權利，案涉股權仍然歸周梅森所有，故周梅森有權提起本案訴訟。

豐裕公司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認可周梅森的證明目的。淮海農商行認為：1、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不予認可；2、上述證據不屬于新證據范疇；3、周梅森或九階半公司對豐裕公司所享有的應系債權請求權，并非是股權糾紛，上述證據不能證明周梅森的主張。

本院認為，《指定受讓人通知書》系周梅森向豐裕公司出具，豐裕公司對該證據的真實性予以認可；《股權代持合同書》系豐裕公司與九階半公司簽訂，雖然淮海農商行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不予認可，但未提出相反證據予以反駁，故本院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均予以確認，但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案涉股權已經滿足變更為周梅森或者九階半公司所有的條件，故對上述證據的證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納。

本案二審爭議焦點是：案涉股權轉讓協議是否合法有效;周梅森要求確認豐裕公司享有的淮海農商行1755萬股股權屬其所有并要求豐裕公司、淮海農商行協助變更到其名下是否具有事實與法律依據。

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十五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該規定建立了合同行為效力與物權取得效力的區別判斷規則。本案中，對案涉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認定與案涉股權權屬確認亦應依據該原則作出相應判斷。首先，關于案涉股權轉讓協議效力的認定，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相關規定進行認定。該法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本案中，豐裕公司與周梅森于2009年12月24日簽訂的《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股權轉讓協議書》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法有效。雖然《徐州市郊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章程》及《徐州淮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均規定股份根據股本金來源設置自然人股和法人股，且對自然人股東的持股比例作出了限制，但該規定不足影響案涉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僅對股權取得產生影響。且上述章程均未規定法人股只能在法人之間進行轉讓，原審法院認為案涉章程對法人股轉讓進行了主體資格限制缺乏相關事實及法律依據。因此，原審法院以案涉股權轉讓協議違反公司章程規定為由認定協議無效不當。

其次，雖然案涉股權轉讓協議有效，但周梅森尚不具備成為淮海農商行股東的條件，理由是：淮海農商行屬于金融機構，并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基于維護金融安全穩定的需要，國家對銀行業采取“審慎監管”的原則，故我國相關銀行業監管規定對銀行的股東資格審核、股權轉讓程序以及不同性質股東的持股比例均有高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要求。《中國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單個自然人及其近親屬合計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農村商業銀行股本總額的2%。《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第十四條規定，商業銀行應當制定關聯交易管理制度，并在章程中規定以下事項：（二）…非上市銀行股東特別是主要股東轉讓本行股份的，應當事前告知本行董事會。本案中，《徐州淮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七條規定：本行單個自然人股東持股比例不得超過本行股份總額的2%。第二十六條規定：本行股東所持的股份不得退股。但經本行董事會審議同意，可以依法轉讓、繼承和贈予。由此，淮海農商行在其章程中明確股權轉讓應經該行董事會審議并同意，單個自然人股東持股比例不得超過該行股份總額的2%，符合銀監會關于農村商業銀行的相關規定，且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淮海農商行章程系該行在設立時經創立大會暨股東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故對淮海農商行的股東均具有約束效力，淮海農商行的股東均應當遵守該章程。綜上，周梅森主張要求依據案涉股權轉讓協議及豐裕公司股東會決議確認其享有淮海農商行1755萬股股東身份應當滿足淮海農商行章程規定的條件，即獲得該行董事會的審議同意，且應當同時滿足公司章程中對于自然人持股比例的限制。但本案中，淮海農商行明確表示不同意周梅森成為其股東，且周梅森亦未提交證據證明淮海農商行董事會曾經審議并同意其成為該行股東，因此，周梅森關于要求確認其為淮海農商行的股東并辦理股權變更登記的主張尚未滿足淮海農商行章程規定的條件，其尚不具備成為淮海農商行股東的資格，其主張不能成立。另外，豐裕公司所持有的淮海農商行股權已全部被多家法院查封及輪候查封，客觀上亦無法辦理股權變更登記手續。綜上，周梅森要求確認豐裕公司持有的淮海農商行相應股權屬其所有及辦理股權變更登記的訴訟請求不僅尚未滿足淮海農商行章程規定的條件，而且存在法律障礙，無法得到支持，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并無不當。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存在不當，但審判程序合法，裁判結果正確，本院予以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

二審案件受理費127100元，由周梅森承擔。

審判長楊艷

代理審判員劉尚雷

代理審判員張俊勇

裁判日期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書記員

書記員繆芳

文章來轉自微信公眾號兩高法律資訊

公司法司解四對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實務的影響||福州公司法務、人力資源律師推薦

作者｜劉媛媛（成都律師）

郵箱｜18010539021@qq.com

微信｜bostonlegal

來源|高杉LEGAL

*本文經授權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其供職機構及「高杉LEGAL」立場，且不作為針對任何個案的法律意見*

2016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四）》（以下簡稱“《公司法司解四》”），就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效力案件、股東知情權案件、利潤分配請求權糾紛、關于優先購買權案件、關于直接訴訟與股東代表訴訟案件等五類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細化規定。

《公司法司解四》正式施行后，勢必會對商主體的相關交易安排能否達到預期效果產生廣泛影響，律師在訴訟或非訴業務的策略設計上亦應及時規劃、調整。本文就《公司法司解四》如何影響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實務問題進行粗淺探討，并不對法條本身的合理性或其與上位法的兼容性進行評判。

鑒于目前《公司法司解四》的最終文本尚未正式公布，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四）》（征求意見稿）內容作為探討依據。

一、討論范圍的說明

（一）本文所指股權激勵為“非上市公司的實股激勵”

股權激勵能夠被不同組織形式、規模、領域的公司采用、且具體實施方式相當靈活，本文所探討的股權激勵范圍僅限于“非上市公司的實股激勵”，說明如下：

1、關于“非上市公司”

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股權激勵”相關規定來自于《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但由于上市公司具有資合性、開放性、股東權利的“同股同權”等性質，特別是上市公司有公開市場作為定價和退出（出售）依托，較少因激勵方案本身引發訴訟，其與非上市公司在具體激勵功能、方案設計及效果上有不小的差異。本文探討的范圍僅限于非上市公司，即受制于“人和性”、“封閉性”特點的公司，不包括主板、創業板的上市公司，也不包括新三板的非上市公眾公司。

2、關于“實股激勵”

股權激勵是由初始股東通過讓渡部分或全部權益，以期最大限度的與公司經營者、參與者進行利益綁定、從而保障公司長期、持續發展的機制，實際操作上有虛擬股份、在職分紅、限制性股權、期權、增值權、干股、延期支付、管理層收購等多種模式，彼此之間亦可靈活組合。雖然這些模式都以“股權”為中心進行設計，但“股權”并不一定都作為激勵標的，也可能作為現金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參照物，本文探討范圍僅限于以實際股權作為激勵標的的機制。

（二）本文討論的法條為“優先購買權”、“確認無效情形”以及“股東知情權”的相關內容

非上市公司實股激勵本質上為“增資擴股/股權轉讓”（授予機制）+“附條件的股權轉讓”（退出機制）+“股東權利限制/讓渡”（激勵方案設計），在與《公司法司解四》的相關規定進行匹配后可知：

——優先購買權是股權轉讓中的重要制度，而股權轉讓恰是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設計中的核心問題；

——確認無效情形直接關系到立法對股權激勵方案中的相關安排持肯定還是否定態度、關系到該等激勵能否實現預期目的；

——股東知情權作為固有權，涉及股權激勵實施成本問題、更折射出股東權利限制/讓渡等激勵方案設計的實體問題。

鑒此，本文重點討論的法條部分為“優先購買權”、“確認無效情形”以及“股東知情權”項下的相關內容。

二、《公司法司解四》對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實務的影響

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方案通常要圍繞授予/退出機制、考核條件/激勵股權限制、信息披露/議事規則這一脈絡進行，《公司法司解四》相關法條對該脈絡節點的影響如下。

（一）優先購買權對退出機制的影響

非上市公司沒有開放市場作為依托，其退出路徑通常是向指定方出售或由其他股東、股東以外的外部投資人等第三方甚至公司主動回購，本質上都是附條件的股權轉讓，規劃重點就是重塑股權轉讓中的優先購買權規則。

實踐中操作方式大多是通過激勵計劃、授予協議、持股協議等一系列協議的方式約定：若激勵對象發生違反勞動義務、競業限制義務、績效達標義務或死亡、喪失勞動能力等情形時，由特定方（通常是公司實際控制人或其指定方）按照一定價格回購激勵股權。但是，隨著《公司法司解四》對優先購買權的細化規定，上述安排也需要隨之調整。

1、根據《公司法司解四》第22條、第23條，對原則上不應適用優先購買權的情形，須為特定股東確立優先購買權。

《公司法司解四》第二十二條（不適用優先購買權的情形）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因繼承、遺贈等原因發生變化時，其他股東主張優先購買該股權的，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

《公司法司解四》第二十三條（股東之間轉讓股權時不得主張優先購買權）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間相互轉讓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權，其他股東主張優先購買的，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

該等規定明確了在“繼承、遺贈”和“公司股東之間”兩種情形下，其他股東原則上不享有優先購買權。這是由于“繼承、遺贈”以自然人死亡為前提，通說認為此時并無股權轉讓的合意、“公司股東之間”轉讓亦不會挑戰公司的“人合性”。可見，該等規定相較《公司法》第71條更為明確、優先購買權的個性化設計對股權激勵方案的重要性也愈加凸顯。鑒此，在非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方案設計中：

（1）須經另行約定的方式為特定股東確立實質上的優先購買權及行使規則

與該等規定原則上不考慮“人合性”不同的是，此類情形下，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仍需要保障“人合性”，理由如下：

一方面，激勵對象的股東身份往往是其以個人獨特的能力、對公司的特殊貢獻以及對勞動期限、競業限制、績效等承諾作為條件交換而來，其決策模式與初始股東具有天然差異；另一方面，受各種原因影響，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一直在模仿和摸索中成長，并不成熟、完善，大規模進行實股激勵的公司并不少見，不少激勵對象可能無意于和公司長期發展，但卻已經符合法律規定的股東標準，此時，若依普遍法理排除優先購買權，公司的股權結構可能趨于不穩定，反而有損公司的“人合性”、不利于公司長遠發展。

因此，在激勵股權退出過程中，有必要通過方案設計保障初始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也就是針對這些原則上不適用優先購買權的情形，為特定股東確立優先購買權，并結合股權激勵具體承載的功能完善行使規則。

（2）注重公司章程對相關安排的效力保障作用

按照《公司法司解四》第22條、第23條規定，若不欲適用法條本身的原則性規定，應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另行約定，例如若不希望激勵股權因激勵對象的死亡發生繼承，應注意將由激勵對象死亡引發的退出安排體現在公司章程中、遵循公司章程的修正程序。

值得思考的是，針對股權激勵項下股東形成的章程內容是否應普遍適用于公司所有股東，如該章程內容僅適用于激勵股東，那么是否突破了有限責任公司有限度的“同股不同權”，這可能需要從更多維度對股權激勵方案的功能、目的進行通盤考量和安排。

2、根據《公司法司解四》第25條、第27條，對原則上應適用優先購買權的情形，須為其他股東確立放棄/消除優先購買權的規則

《公司法司解四》第二十五條（書面通知的內容和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期間）?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書面通知其他股東，通知中已經包括受讓人的姓名或名稱、轉讓股權的類型、數量、價格、履行期限及方式等股權轉讓合同主要內容的，其他股東在收到通知后，應當在公司章程規定的行使期間內主張優先購買；公司章程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的，按照下列情形確定：

（一）通知中載明行使期間的，以該期間為準；

（二）通知中未載明行使期間，或者載明的期間短于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日的，為三十日。

其他股東沒有在前款規定的行使期間內主張優先購買的，或者主張優先購買，但是不符合公司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同等條件的，視為同意轉讓并放棄優先購買權。

《公司法司解四》第二十七條（損害優先購買權合同的效力）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有下列損害其他股東優先購買權的情形之一，其他股東請求確認轉讓合同無效的，應予支持：

（一）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程序訂立股權轉讓合同；

（二）其他股東放棄優先購買權后，股東采取減少轉讓價款等方式實質改變公司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同等條件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

（三）股東與股東以外的人惡意串通，采取虛報高價等方式違反公司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同等條件，導致其他股東放棄優先購買權，但是雙方的實際交易條件低于書面通知的條件。

轉讓合同被認定無效后，其他股東同時請求按照實際交易條件購買該股權的，應予支持。受讓人交易時善意無過失，請求股東承擔賠償責任的，應予支持。

可見，《公司法司解四》第25條對優先購買權程序做出更細化的規定，特別是對優先購買權人“書面通知”的要求異常嚴謹，基本上按照《合同法》第十二條關于合同條款的示例，屬于一個完整的合同。又根據《公司法司解四》第27條，若第25條中的通知程序有瑕疵，可能導致股權轉讓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

在激勵股權授予過程中，激勵對象就屬于“股東以外的人”，在采股權轉讓方式授予激勵股權時，需要履行對其他股東通知等程序。假如激勵對象的股權轉讓合同因為該等程序瑕疵處于效力不穩定狀態，不僅無法達到激勵效果，可能還會引發諸多法律糾紛、給公司的正常經營發展帶來阻礙，因此：

（1）在股權激勵方案中，應就授予機制形成初始股東放棄/消除優先購買權的規則、程序以及對應的授權方案；

（2）上述規則、程序以及對應的授權方案應以股東會決議或符合法律、章程規定的表決程序作出，并最好對公司章程作出相應修訂。

（二）確認無效情形對股東權利限制/讓渡設計的影響

1、關于過度限制股東轉讓股權的章程條款可確認無效的情形

股權激勵是初始股東與經營層利益綁定的一種工具，實施者希冀激勵對象能因此對公司保持長期、專一的貢獻，因此通常會對激勵股權有所限制，常見的如僅將經濟受益權利（如分紅、增值、清算分配等）讓渡給激勵對象、保留與身份相關的股東權利（如表決權等）或仿照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方法以一定時限或某種條件限制激勵股權的處分權能，這可能就會落入《公司法司解四》第29條規定的“過度”或“導致股權實質上不能轉讓”的情形。

《公司法司解四》第二十九條（限制股權轉讓的章程條款的效力）有限責任公司章程條款過度限制股東轉讓股權，導致股權實質上不能轉讓，股東請求確認該條款無效的，應予支持。

但是，縱觀《公司法司解四》以及現行法律、法規，并未給出本條中“過度”、“實質上”等表述的判斷標準，因此可能造成司法裁判標準的不統一，影響股權激勵中的相關安排的穩定性和實施效果。筆者認為：

（1）在方案設計層面：不宜將激勵股權的處分通道完全堵死

雖然股權激勵有其特殊的場景和功能，但它仍需在不侵害股東基本權利的框架下進行設計。因此，不宜將激勵股權的處分通道完全堵死，筆者認為，應本著兩個原則進行實務設計，以資在初始股東和激勵對象之間取得平衡。

一方面，應本著“有限制就有相應的救濟措施”的原則，為激勵對象留出處分空間，如事先安排/指定特定第三方回購；另一方面，要尊重激勵對象的合法利益，應避免指定方以零價、或低于、等于原始價格進行回購（激勵對象有侵害公司利益和嚴重違約的情形除外）。

（2）在司法層面：建議宜從嚴適用本條款，不宜輕易將相關章程條款認定為無效。

一方面，股權激勵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能，看似苛刻的限制都是當事人基于現實場景衡量后的利益交換，這種交換大多是無法量化的、也必定有諸多微妙之處，若全部付于司法審查成本極大，因此在未與強制性規范相抵觸、不存在欺詐、脅迫、惡意串通并損害第三人、公共利益等情形的，適宜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以便于當事人建立穩定的法律預期；

另一方面，實踐中的限制方式也相當靈活多樣。從限制時限來講，有限制具體年份的，如3-5年、有限制至成功上市之前的；從限制條件來講，有以勞動、競業、勤勉忠誠、績效考核作為限制條件的，也有以某特定初始股東或公司決策機關同意作為限制條件的，很難依靠司法資源還原真實場景并據以判斷。

2、關于兩會決議可確認無效的情形

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是非上市公司常見的股權激勵文件，但根據《公司法司解四》第1條、第6條規定，該等決議效力的穩定性可能會受到影響。

《公司法司解四》第一條（確認之訴的原告）公司股東、董事、監事及與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內容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職工、債權人等，依據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起訴請求確認決議無效或者有效的，應當依法受理。

《公司法司解四》第六條（決議無效事由）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無效：

（一）股東濫用股東權利通過決議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

（二）決議過度分配利潤、進行重大不當關聯交易等導致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三）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其他情形。

該等規定對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效力影響如下：

（1）從資格來看，《公司法司解四》第1條將提起兩會決議無效之訴的原告范圍擴大到“職工”，而“職工”提起確認之訴的前提是與兩會決議內容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實踐中，絕大多數公司都將股權激勵辦法制定、修改的權限委以董事會或股東會，這就可能構成“職工”起訴確認兩會決議無效的“利害關系”，換言之，在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中，即便激勵對象不具有股東身份，都有據此提起無效確認訴訟的法律風險。

（2）從事由來看，《公司法司解四》第6條將“股東濫用股東權利通過決議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歸屬為確認無效事由。那么，激勵對象作為話語權較弱的一方，有套用此事由提起訴訟的可能，尤其是在直接持股的股權激勵方式中，訴訟風險更大。

筆者認為，該等規定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小股東權益，雖然股權激勵中的激勵對象不應完全等同于普通意義上的小股東，但確有可能因該等規定產生訴訟風險，且提起確認無效訴訟既不受訴訟時效限制、也不適用除斥期間，因此非上市公司在進行股權激勵時，應對此予以重視。

具體而言，一方面要對已形成的兩會決議進行梳理、排查、補正；另一方面在股權激勵方案的設計和實施中，更要注重兩會議事規則的完善、保證小股東參與到議案的討論程序和過程中，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效力不穩定風險。

（三）知情權等固有權對激勵成本的影響

非上市公司股權的自治空間是股權激勵方案規劃的基礎，法律允許通過公司章程、符合章程規定的有效決議乃至股東間協議對“同股同權”的原則進行突破，例如股東出資比例、持股比例、分紅比例、優先認繳比例、表決比例均可以按照一定原則重新匹配，但是該等突破是有限度的，某些權利就不得通過上述方式另行匹配，如《公司法司解四》第14條和第16條涉及到的知情權內容。

《公司法司解四》第十四條（固有權）公司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為由進行抗辯，拒絕股東依據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第九十七條或者司法解釋規定查閱、復制公司文件材料的，不予支持：

（一）股東出資存在瑕疵；

（二）公司章程限制股東查閱、復制公司文件材料；

（三）股東間協議約定限制股東查閱、復制公司文件材料。

《公司法司解四》第十六條（查閱原始憑證）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起訴請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及與會計賬簿記載內容有關的記賬憑證或者原始憑證等材料的，應當依法受理。公司提供證據證明股東查閱記賬憑證或者原始憑證等有不正當目的，可能損害公司合法利益的，應當駁回訴訟請求。

該等規定對保護小股東有著積極意義，但同時也進一步加大了股權激勵的成本，若按照該等規定：

（1）激勵對象將公司卷入知情權訴訟的法律風險加大。由于公司不得依據公司章程、股東間協議的特殊約定拒絕股東行使知情權，意味著哪怕該股東明確自愿限制或放棄自己的知情權，亦不生效力。

（2）商業秘密泄露風險加大。《公司法司解四》將知情權空間拓展到記賬憑證或者原始憑證，由于記賬憑證或者原始憑證可以顯示公司的客戶信息、商業秘密等核心信息，而在商業實踐中，行業之間的人才流動相當頻繁，意味著若具有股東身份的激勵對象退出公司，該等信息有可能被泄露或不當利用。

鑒此，筆者建議在實務中，一方面要關注知情權等固有權對股權激勵方案設計的影響、并輔以具有可行性的保密、競業限制等配套制度；另一方面還要在“激勵股東”尚為“擬激勵對象”的階段，就通過適當的程序和措施進行“信息披露”，即首先保障“擬激勵對象”對激勵方案的“知情權”，這不僅是對雙方利益交換的場景的確認和強化，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訴訟風險。

非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存在缺乏權威樣本、已公開的訴訟案例有限、媒體信息的片面指引、全民創業浪潮中的社會浮躁心態等現實窘境，對公司來說，如果決定實股激勵，需要更加審慎的調研、評估、規劃、設計。當然商業智慧更能催生出實用、靈活的激勵方式，而最終的激勵效果不僅要靠法律安排，更取決于對人性的研磨和對忠實誠信的堅持。以上是筆者的粗淺探討，究竟《公司法司解四》會對非上市公司實股激勵方案產生怎樣的影響，還需要時間和案例的沉淀，筆者會對此持續關注。

股權權益七大問題的實務梳理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三庭

一、?股權的基本概念

我們認為，公司股權與有形財產不同,具有財產權和社員權的雙重屬性。股權的價值由多種因素構成，如公司固定資產、流動資金、知識產權、專有技術、產品的競爭力、公司的管理經營水平等，其某些權利如表決權、分紅權等，雖然與股東的經濟利益有關，但其權利基礎是股東的社員身份，其權利價值無法以貨幣形式直接體現。一般情況下，有限責任公司全部股權的價值應等同于公司整體資產的價值。按照等價交易的原則，股權轉讓的價格一般應等同于被轉讓股權所對應的公司資產的價值，這是確定股權轉讓價格最常用的依據。

二、在股權權益合同糾紛中，當事人能否僅起訴請求確認合同有效？

我們認為，所謂確認之訴，即原告請求法院確認某一法律關系是否存在的訴訟，確認之訴的客體必須是民事實體法律關系或民事實體權利。確認之訴訴的利益的產生，往往是由于被告的行為使原告的實體權利或原、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發生不安定，原告有必要利用確認判決，除去這種爭議狀態。如果雙方當事人沒有爭議，案件沒有“法律上的爭訟性”，自然沒有通過法院做出確認判決的必要。爭議的法律關系必須是構成糾紛或訴訟核心的法律關系，而不能是其他糾紛或訴訟的前提問題。

具體到公司訴訟案件中，當事人僅起訴要求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的，法院能否受理？對此，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如原告要求確認股東會議決議無效之訴，法院應受理；如果以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為由提起訴訟，受理法院應當裁定駁回其起訴。我們認為，對此問題，不能機械地一概而論，在原告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有效，被告應訴答辯且有第三人對決議效力提出異議時，即具備法律上的爭訟性，且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的，法院應予以受理審查。但是在案件審理中，的確要防止當事人利用無爭議的確認之訴達到規避法律的不良企圖。

三、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第三人轉讓股權，在其他股東已主張優先購買的情況下，轉讓股權的股東能否放棄轉讓？

我們認為，《公司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股東對外轉讓股權時應當書面通知股權轉讓事項，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因繼承、遺贈等原因發生變化時，其他股東主張優先購買該股權的，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股東優先購買權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一項法定權利，其實質是為了限制公司股東對外轉讓股權，維護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及公司的正常經營秩序。轉讓股東雖然合法持有股權，但不能濫用權利，其撤銷對外轉讓股權時，不能損害享有優先購買權的其他股東的合法利益。例如，公司其他股東已經以同等條件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轉讓股東在與受讓股東達成股權轉讓協議的同時又表明放棄轉讓，對其股權是否轉讓及轉讓條件作出多次反復的處理；受讓股東為繼續經營公司，已經按照股權轉讓合同準備價款，但均被轉讓股東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的，此種情況下受讓股東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應予支持。

四、在股權轉讓糾紛中，雙方對于股權轉讓對價約定不明的，是否可以以原股東的出資額即其所有的注冊資本為標準確定股權轉讓對價?

我們認為，實踐中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于股權變更登記僅作形式審查，且在備案材料中一般僅要求提供格式化的轉讓協議即可。對于股權轉讓款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時，不能以股權轉讓合同欠缺主要條款為由認定股權轉讓合同不成立，亦不能直接認定原股東所占注冊資本即股權轉讓的對價。對于股權轉讓合同中未明確約定股權轉讓價款時，應從合同約定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等方面予以判斷，對真實股權轉讓價格作出正確的認定。結合案件實際情況、證據和當事人陳述，如果能夠認定系有償轉讓，但是無法確認股權轉讓價格的，可由法院啟動評估程序確定股權轉讓價格；反之，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是有償轉讓，可駁回原告要求支付股權轉讓價款的訴訟請求。

五、股東將其持有的公司股權轉讓給第三人后，以公司在其任職期間隱瞞利潤為由，要求公司按該股東原持有股權比例支付相應利潤，法院應當如何處理？

我們認為，股利分配取決于公司是否具有可供分配的利潤，還受制于公司的性質、公司的經營現狀和發展前景等等多種因素。依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股東依法行使利潤分配請求權應具備以下條件：1.原告具備股東資格，被告為公司。其他股東在一審法庭辯論結束前以相同的訴訟請求申請參加訴訟的，應當列為共同原告；不同意分配利潤的股東，可以列為第三人。2.公司依法有可分配的利潤且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經過股東會批準。如果股東起訴請求公司分配利潤，未提交載明具體分配方案的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的，應當駁回其訴訟請求。

六、現行《公司法》設置了“注冊資本認繳制度”，在公司不能按期清償外部債權人的情況下，公司債權人能否要求股東的出資時間加速到期？

我們認為，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公司債權人請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在未出資本息范圍內對公司債務不能清償的部分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未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已經承擔上述責任，其他債權人提出相同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是現行司法解釋關于未出資股東對債權人的補充賠償責任的法律規范。未出資股東對于債權人的補充賠償責任有如下特點：1.責任的法定性。就責任產生的原因而言，債權債務關系原本發生在債權人和公司之間，本不涉及股東的責任。只有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為保護債權人利益，才使未出資股東負有責任。這種責任承擔方式，是基于某種特殊的利益衡量使得股東負有特別責任，該責任承擔是基于法律的特別規定。2.責任的補充性。就責任承擔的順序而言，公司是第一順位的責任人，而未出資股東處于補充位置，即只有在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債權人才能就不能清償部分向未出資股東主張賠償。3.責任的優先性。未出資股東承擔責任的范圍是以股東未履行出資義務的本金及利息范圍為限。

司法實踐中，關于單個債權實現中的出資加速到期問題，目前有兩種方案：方案一，加速到期限于申請破產。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而股東出資期限尚未屆滿，債權人起訴請求股東提前履行出資義務以清償債務的，不予支持。方案二，加速到期補充責任。公司未清償到期債務，公司債權人請求公司清償債務，同時請求出資期限尚未屆滿的股東在出資范圍內對公司不能清償的債務承擔補充清償責任的，應予支持。目前上述兩種方案仍在討論中，但傾向于第一種方案。

七、股東與公司、公司的其他股東簽訂的對賭協議，法院如何認定其效力？

我們認為，對賭協議又稱股權估值調整協議，是指投融資雙方因對融資企業估值不確定而產生的一種調整機制，是根據企業未來的實際經營情況對當前企業估值及投資價格所進行的調整或修正。對賭協議是一種無名合同，也是一種射幸合同，即在合同成立后，當事人的給付內容不能確定，需根據將來不確定事實的發生與否來確定給付內容。對賭的實質是投融資雙方對股權投資價值的或然性安排，是一種投資保障工具、價格發現工具和管理層激勵工具。根據估值調整機制運行原理以及最高院判例的審判精神（“對賭協議第一案”海富投資案），認定其效力的一般原則為：股東與公司之間簽訂的對賭協議應當認定無效，股東之間簽訂的對賭協議可認定有效。最高院上述判例表明了司法審判對于對賭協議的立場，即：在不損害第三人利益時，對“對賭協議”條款的效力認定應當是在維護交易安全、維護公眾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

（來源：微信公號“北京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