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兇殺人犯罪中，各犯罪人的行為作為整個殺人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構成一條完整的犯罪鏈，每個被告人的行為都是本案不可或缺的一環，均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應認定為主犯，其中具體刑事責任的考量還應當結合各犯罪人作用的大小予以甄別。在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引入有助于提升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法律地位，符合刑法關于實質正義的追求，有助于限制死刑的適用，契合了刑罰輕緩化的國際潮流與趨勢。

【案情】

被告人W某某(系未成年人)、沈某、杜某某、高某、牟某某、崔某某

沈某與我國香港籍居民陳翠如系同事，并為上下級關系。陳翠如擔任該公司財務經理后，沈某因害怕陳查出其侵占公司巨額資金的行為，欲將陳置于死地。2011年6月，沈某對從網上認識的河北籍的杜某某說，由沈出資除掉陳，杜稱要20萬，沈稱只有15萬元，兩人商定由杜找殺手。隨后，杜叫來原在網上認識的遼寧籍的高某，高稱上海城市這么發達，此事做不了，要找別人。同年7月，高某又通過網絡招來重慶籍人牟某某。杜、高、牟欲實施殺害行為，杜購買了刀具、衣物、手套、鞋套等，后因高、牟均不愿親自動手殺人而未成。其間，沈某給杜等人安排食宿、提供生活費，并通過手機藍牙將陳翠如照片發至杜的手機上，讓杜去其公司附近看陳的體貌特征，告知陳住家的具體地址，還給杜3萬元買面包車，欲將陳裝在車內運至外地殺害后掩埋，因杜等人均不會駕駛車輛等原因而作罷。杜、牟也至陳的住家附近窺探地形，并與高三人等陳下班，跟蹤其回家，商定事成后向沈要酬金10萬元。杜隱瞞與沈說定的15萬元的事實。同年8月下旬，牟某某從網上聯系到陜西籍的W某某，要其幫忙在網上發帖尋找殺手。8月24日，W某某從網上招來山東籍的崔某某，并將牟的聯系方法通過QQ給了崔。崔與牟聯絡，并取得杜等人匯給其的400元后，于8月25日晚到上海。杜去火車站接站，牟、杜向崔提供尖刀、黑色帶帽外衣等，指點陳翠如所住的本市衡水路89弄l號樓1102室的具體方位以及進入路線等，并帶崔實地窺探現場，催促崔盡快動手。當晚，崔上樓以要感冒藥為由敲門，陳開門張望，因門有鏈條牽著而崔未動手。8月26日上午，杜、牟、崔至現場，崔因見小區人多而未動手。當晚6時許，杜跟蹤陳翠如，崔至現場守候，等陳快到住家門口時，杜電話通知崔準備動手。此時，牟、高也至現場小區附近。過后不久，崔接到杜電話告之陳快到了，身穿黑色帶帽外衣、刀藏在衣袖內而守候在11樓的電梯口，等陳上樓后尾隨陳至1102室門口，乘陳不備，持刀從其身后向陳翠如頭、肩背等部位接連刺戳數刀，而后逃離小區，沿衡水路朝四川北路方向離開，途中扔棄刀具以及所穿的黑色外套，并連夜離開上海。其間，崔告之杜事已成。當晚，牟等人催促杜向沈某要酬金。沈確認后先支付9萬元，杜得2萬元，牟得6萬元，其中4萬元準備給崔等人，高先得1萬元，另1萬元讓杜通過銀行卡匯給高。當晚，牟、高兩人分別離開上海。次日，沈再支付6萬元，由杜私吞，晚上，沈送杜離開上海。

被害人陳翠如頭部、頸部、背部、右肩部及右上臂等被連刺數刀，傷及右側腋動脈及兩肺部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審判】

法院認為，被告人沈某、杜某某、高某、牟某某、崔某某、W某某共同故意殺死一人，其行為均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其中：沈某為掩蓋侵占公司資金而起意殺害陳某某，并從網上雇兇，目標明確，犯意堅定，與杜某某預謀，并為杜等人提供食宿及生活費等，得知殺人后支付酬金。沈某雇兇殺人，動機卑劣、后果特別嚴重，依法應予嚴懲。鑒于沈某因本案被拘傳后，即能如實供述雇兇殺人事實，沈某父母代為作了相應的賠償，被害人父母明確提出對沈某諒解建議，故對其判處死刑同時，屬尚不需立即執行，可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并限制減刑。對于沈某職務侵占一節，綜合沈到案后如實供述以及贓款被全部揮霍殆盡未予追繳等因素予以處罰。杜某某積極糾集高某、牟某某等人，并與之通謀，為殺手準備刀具、衣物等、給殺手觀看照片、窺探現場，并在實施殺人時作外圍掩護、接應等，催促、收取并瓜分、私吞贓款。高某與杜某某、牟某某共謀，并由牟某某網上發帖雇兇、現場外圍接應，后參與分贓等。牟某某網上通過W某某招募殺手崔某某，崔某某來滬后，牟某某負責聯絡，并在現場外圍監視、接應，得知殺人成功后，與杜某某一起向沈某催討酬金，并負責向殺手轉付酬金等。崔某某受雇來滬，窺探現場并踩點，直接持刀殺人，致被害人死亡，手段殘忍。W某某明知牟某某殺人，仍轉帖聯絡崔某某前往上海殺人，得知崔殺人后還催要酬金。本案系網絡雇兇殺人，每個被告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六名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崔某某受雇直接實施殺人，而對于杜某某、高某、牟某某而言，杜某某的地位作用次于沈某而高于牟某某，牟的作用又大于高某，而W某某的行為在整個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與其他被告人相比較為次要，故根據各自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別予以處罰。杜某某、高某、牟某某、崔某某、W某某雖不具有自首情節，但到案后均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從輕處罰。崔某某、W某某的親屬作了一定的補償，一并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同時鑒于崔某某受雇殺人，且剛滿十八周歲，酌情從寬處罰；W某某犯罪時已滿十六周歲未滿十八周歲，依法應當減輕處罰。

據此，法院判決如下：一、沈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沒收財產人民幣五萬元，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財產人民幣五萬元。二、對被告人沈某限制減刑。三、被告人崔某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四、被告人杜某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五、被告人牟某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六、被告人高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七、被告人W某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八、違法所得予以追繳，犯罪工具予以沒收。

判決后，對沈俊、崔某某的死緩判決依法報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核準。

【評析】

隨著信息網絡的發展，新型的共同犯罪方式也層出不窮。與以往的共同故意殺人犯罪所不同，本案系一起成年人起意糾集，與未成年人通過網絡構建起來的雇兇的共同故意殺人案件，涉及犯罪人達到六人，且其中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在這起案件中，六名被告人共同犯罪，構成故意殺人罪并無異議，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二，一是通過網絡構建起來的雇兇殺人犯罪中，如何確定各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據此確定各自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二是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故意殺人案件，是否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對于上述問題，筆者在下文中將結合本案案情進行具體探討。

一、雇傭犯罪中，起意雇傭者和實施者以及各個環節中相關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在社會生活中，多數犯罪是由單個人獨自實施的。但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個人基于共同犯罪故意而協力實施犯罪的現象也并不少見，這種情況在刑法上被稱為共同犯罪。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協力的形態各異，對協力的全體成員給予同一的違法評價、以同一的法定刑處斷是難以達到刑法上的罪責刑相一致的。所以，近代各國刑法，一方面在分則中規定由數人實現構成要件為前提的犯罪，另一方面在總則中設立共同犯罪專章規定，用以解決共同犯罪人刑事責任問題。我國《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的場合，各共犯者的行為是圍繞著一個犯罪目標，互相配合、互為條件而結為一個整體，正是由于這個犯罪行為的整體，才造成犯罪結果的發生。可以說，共犯者的共同行為是危害結果發生的統一原因，各共犯者每個人的行為都是犯罪結果發生的不可分割的原因的一部分。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按共同犯罪人之間有無分工劃分，共同犯罪有簡單的共同犯罪和復雜的共同犯罪之分。簡單的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都直接實施了某一具體犯罪構成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各共同犯罪人都是實行犯，也稱共同正犯。對這類共同犯罪追究刑責時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1)部分行為負全部結果責任原則。共同正犯中一人的行為即使未遂，在因其他成員的行為發生犯罪結果的情況下，共同正犯的全體成員都負既遂的責任。(2)貫徹個人責任原則。共同正犯的全體成員通常并不是受同樣的處罰。根據各人處罰的具體情況，適用的刑罰可能不同。刑罰的加重減免事由等，只是對具備這些事由的各行為者，才能加以考慮。因而，具體刑罰的量定，各個行為者也會不同。復雜的共同犯罪是指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存在不同的分工。例如，有的直接實施犯罪行為，有的為實施犯罪提供幫助，有的教唆他人實行犯罪等等。由于這類共同犯罪中包含實行犯、幫助犯、教唆犯等不同分工的復雜情況，且每個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差異，其社會危害性程度也有所區別，在定罪量刑時，需要認真地加以研究，分別對待。上述兩種情形雖未在刑法中作詳細規定，但均在司法實務中存在，以我國的刑法理論均能予以解釋。為了正確解決好各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更好地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共同犯罪人進行科學的分類具有重要意義。關于共同犯罪人的分類標準，綜觀各國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兩種：(1)分工分類法。這種分類方法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為標準的，在采用這種分類方法的國家中，有的實行二分法，將之分為正犯和從犯；有的實行三分法，將之分為實行犯、教唆犯與幫助犯；有的實行四分法，將之分為實行犯、組織犯、教唆犯與幫助犯。(2)作用分類法。這種分類方法是以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為標準的，如將共同犯罪人分為主犯和從犯。通說認為，分工分類法便于定罪，但由于不能揭示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而不利于指導具體量刑，而作用分類法便于準確量刑，但未能清晰全面地反映各犯罪人的分工和實際聯系，在解決定罪等問題上有所缺陷。基于此種考慮，我國刑法以作用分類法為主要標準，兼采作用分類法和分工分類法，將共同犯罪人分為主犯、從犯、脅從犯和教唆犯，這樣的分類，把共同犯罪中的定罪和量刑問題都兼顧到了，有利于指導司法機關明確打擊重點、實行區別對待，準確地依法定罪量刑。

我國《刑法》總則對各共同犯罪人的界定及其刑事責任有明確的規定，例如，《刑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對于第三款規定以外的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這是因為從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小于主犯，其人身危險性和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沒有主犯嚴重，故對于從犯，理應寬大處理。至于對具體案件中的從犯是從輕處罰，還是減輕處罰，抑或是免除處罰，應根據所實施的犯罪性質、情節輕重以及從犯本人參與犯罪的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等情況來予以確定。需要明確的是，在一個共同犯罪中，有可能都是主犯，而沒有從犯；各共同犯罪人的地位、作用、分工大致相當，那么均是主犯。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多名都是主犯都必須判處同等的刑罰。

本案系網絡雇兇殺人案件，沈俊作為起意雇傭者，是整個殺人行為的犯意挑起者，網上雇兇，目標明確，與杜某某預謀，并為杜等人提供食宿及生活費等，得知殺人成功后支付酬金，應認定為本案罪行最嚴重的主犯。杜某某糾集高某、牟某某等人，并與之同謀，為殺手準備刀具、衣物等，給殺手看照片、窺察作案環境，并在殺手實施殺人行為時作外圍掩護、接應等，在殺人行為實施完畢后，催促、收取并瓜分、私吞酬金。高某與杜某某、牟某某共謀，并由牟網上發帖雇兇、現場外圍接應，后參與分贓。牟某某網上通過W某某尋找殺手崔某某，崔來滬后，牟負責聯絡，并在現場外圍監視、接應，得知殺人成功后，與杜一起向沈俊催討酬金，并負責向殺手轉付酬金等。崔某某受雇來滬，作為殺人行為的實際實施者，直接持刀殺人，致被害人死亡，手段殘忍，屬于實行犯。W某某明知牟某某殺人，仍轉帖聯系崔某某前往上海殺人，得知崔殺人成功之后還向牟索要酬金，正是因為W某某的積極聯絡，才找到了本案的殺手崔某某，其中間作用是本案的殺人行為得以完成的重要一環，應當說，本案中六名被告人的行為都是整個殺人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各個犯罪人的行為構成一條完整的犯罪鏈，每個被告人的行為都是本案不可或缺的一環，以上六名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本起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所指向的對象為殺害陳某某，殺人的犯意從起意人沈俊到執行人崔某某之間沒有變化，即崔某某是完全按照起意人沈俊的犯意執行了殺人行為。六名共同犯罪人均沒超出共同故意的范圍而實施犯罪，因此不存在犯意擴大，即實行過限的問題。據此，本案中的六名犯罪人須共同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承擔刑責。然各人的刑事責任因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不同而應有所區別。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三十一條對共同犯罪案件作出規定，“對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充分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不同，根據事實和證據能分清主從犯的，都應當認定主從犯。有多名主犯的，應在主犯中進一步區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對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進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準確確定各被告人的罪責，以做到區別對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為由，簡單地一律判處重刑。”就本案而言，雖然以上六名被告人均系主犯，但可根據各被告人參與的具體細節及分得贓款數額給予不同的處罰。其中：沈俊雇兇殺人，動機卑劣，后果特別嚴重，是本案罪行最嚴重的主犯，但因案被警方傳訊后，即能如實供述雇兇殺人的事實，沈的訴訟代理人與被害人父母在庭外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和解，被害人父母明確提出對沈俊從輕處罰的建議，故對其判處死刑的同時，尚屬不需要立即執行，宣告緩刑兩年執行，并限制減刑。對于崔某某，鑒于崔剛滿十八周歲，系受雇殺人，其家屬賠償人民幣兩萬元，為慎重考慮，對其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對于杜某某、高某、牟某某而言，杜某某的地位次于沈俊而高于牟某某，牟的作用又大于高某，故根據各自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別判處杜某某無期徒刑，牟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高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對于W某某的行為，在整個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對較為次要，且W某某在實施犯罪時剛滿十六周歲，社會認知尚不足，屬于法定的減輕情節，鑒于其有悔罪表現，積極賠償，因此本著“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W某某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二、死刑案件是否適用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是建立在“被害人主義”和“刑罰輕緩化”的價值基礎之上的一種恢復正義性司法，它旨在加強對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利益的保護，鼓勵犯罪人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進行真誠的交流，在犯罪人真心實意的懺悔之后，被害人(或其家屬)可以對犯罪人表示諒解，并在此基礎之上達成刑事和解，從而獲得寬宥的司法審判。刑事和解以其巨大的訴訟利益以及節省司法資源的作用而受到刑事法律理論學界以及司法實踐的推崇，目前，從我國的立法層面而言，僅規定了輕刑的刑事和解，但對于死刑案件或者其他嚴重的刑事案件也有盡量節約司法資源的要求，即在維護公正的同時也要提高訴訟效益，那么這些案件能否適用刑事和解呢？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此意見不一。

在司法層面，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刑事和解制度做了立法上的正式確立，同時，對適用范圍作了規定，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可見，在我國立法層面僅規定輕罪適用刑事和解的可能，對再次犯罪的人因人身危險性較大而排除在外的。但是，關于刑事和解適用范圍的爭論并沒有因為立法的確立而停止，有專家學者在肯定立法的進步的同時指出既有的法律規定使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過于狹窄，并認為刑事和解應全盤適用于全部犯罪，而不僅僅是輕罪。

在我國，支持死刑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的學者不在少數。有學者主張，審判階段貫徹刑事和解理念的重點在于追究刑事責任但從輕處罰的情形。此類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最為廣泛,從可能判處較輕刑罰的案件到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都可以納入和解因素。對于不明顯損害公共利益，但又無法定從輕情節的公訴案件, 只要案情中有和解因素,被害人在與被告人和解后請求從輕處罰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求公訴人的意見后從輕處罰。也有學者主張，對于那些可能對被告人適用死刑的最嚴重犯罪案件,被害方與被告方達成和解協議并明確提出不適用死刑之要求的,法院經過審查確認被害方的要求是自愿提出的,也可以此為依據認真考慮是否適用死刑的問題。還有觀點認為：“死刑案件中引人刑事和解,能體現實踐中刑事和解所具有的廣泛社會價值與法律價值,一定程度上是對刑事司法實踐做法加以規范與正名的過程,也符合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本質要求,有利于保留死刑、慎用死刑政策的貫徹。

反對死刑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的學者也積極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秉持罪刑法定原則的立場，認為將刑事和解引入死刑案件會破壞社會整體正義的實現，削弱法的強制性與威懾性。德國學者波恩特·許乃曼認為，刑事和解的消極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可能削弱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行為人事前知道犯罪之后可以通過賠償來獲得寬宥處理，有可能會更積極地實施犯罪；其次，一定程度上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會給人一種“以錢買刑”的印象，加上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刑事和解似乎成了富人犯罪的護身符，這極大地損害了法的公正性和正義性。在我國，也有學者指出，法律正義是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礎，更是和解的邊界。刑事和解追求一種關系的和諧化，但是這并不是一種權利無休止的容忍，畢竟公權力的邊界需要維護，恢復性司法也是在公權力的框架下進行的，否則犯罪可能演變為一種私人之間的關系，這并非是現代司法的特征，也并非公權力所愿意看到的，而且這違背了權力不可推定性的初衷，違反了權力約定的原理。在這些學者看來，死刑案件中，如果允許被害人與犯罪人交易，看起來似乎維護被害人的利益，實際上是以犧牲整個社會公平信念為代價的，是以犧牲法律的尊嚴和權威為代價的，其最終結果是法律可以被任意解釋。量刑標準不再建立在客觀危害和主觀危險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被害人諒解的基礎之上，法律的公平便失去了標準，司法權界也會不著邊際。

我們認為，刑事和解究竟是只適用輕刑犯罪還是全面適用，尤其是死刑案件能否適用，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恢復正義性司法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提倡的時代背景下，應當充分認可刑事和解對“被害人保護”和“刑法輕緩化”的價值意義。固然，沒有一種制度是完美的，反對者的擔憂不無道理，然而，不能因此就否定刑事和解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效果。將刑事和解引入死刑案件有助于提升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法律地位，符合刑法關于實質正義的追求，有助于限制死刑的適用，死刑案件適用刑事和解契合了刑罰輕緩化的國際潮流與趨勢。司法實踐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死刑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但許多地方在審理死刑案件時，已經采取了以被告人真誠悔罪、積極賠償損失并獲得被害人諒解為由對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以觀后效，實質上體現了刑事和解因素，是落實現代少殺、慎殺理念的體現，也是我國獨創的死緩制度的價值所在。《刑法修正案(八)》還規定了限制減刑制度，對罪行特別嚴重的，即使從寬處罰了，還可限制減刑，以平復被害人家屬及社會的憤懣之情。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沈俊在到案后，真誠悔罪，并表示愿意傾其所有對被害人家屬進行賠償，且最終賠償了被害人家屬人民幣180萬元。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廢除死刑的社會，民眾法治意識自然前行許多，被害人是香港居民，其家屬也向法院表示接受沈俊的懺悔，希望法院給沈生的機會，讓他用余生反思、孝敬父母、撫育小孩。無庸諱言，被害人家屬與沈俊關于民事賠償所達成的和解，對本案沈俊等人的量刑有重要影響，正是基于沈俊在案發后的悔罪表示及積極賠償獲得被害人家屬原諒，法院對沈俊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司法實務中，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亦有其適用空間。承認并促進可能適用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有利于削弱被害人和社會的報復心理，促進加害人積極賠償和悔過，將人們注意力由犯罪人引向犯罪，為研究犯罪相關的深層次社會問題提供可能和機會。同時，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民眾的心理也在發生著微妙變化。人們對多元化利益訴求的容忍度越來越高，寬恕和解的意愿在報應和償命被壓制下得以滋長。實踐中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充分說明了社會文化和法律理論的發展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