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因其廣泛的社會危害性被國家嚴厲打擊。實務中就有觀點認為行為人只要利用電信網絡技術實施詐騙就應適用相關電信網絡詐騙的司法解釋從嚴懲處，然而該種觀點并不準確。實質上對電信詐騙犯罪的認定應從詐騙對象、犯罪波及范圍、危害后果等方面綜合分析，進而與利用網絡技術實施的傳統詐騙加以區分，從而使行為人的罪責刑能相互一致，值得一讀。
案情簡介：
2019年8月,仲某某使用快手賬號在快手直播平臺與在該平臺使用女性頭像及女性身份注冊的高某聊天。2019年9月,被告人高某接受仲某某互加好友要求,以偽裝成女性身份的微信賬號與仲某某聯系并征得對方好感,表達愛意。其間,高某多次對仲謊稱“生病、歸還貸款、父母過生日、與他人打架需支付賠償款”。仲某某為此數十次經微信向高某轉賬匯款。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2019年9月13日至2020年12月21日期間,被害人仲某某經微信向高某轉賬人民幣469522.77元;網購價值人民幣17966.89元的手機、茶葉、項鏈等物品并郵寄至高某指定地點,上述財物合計人民幣金額487,489.66元。
一審開原法院觀點：
被告人高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微信、互聯網等電信網絡技術手段,虛構事實,設置騙局,實施遠程、非接觸式騙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公訴機關指控成立,適用法律錯誤。被告人高某使用快手帳號與被害人仲某某接觸,并經微信與仲某某處對象,獲得對方好感與同情后騙取仲某某錢物,為防止被識破騙局,以各種理由推脫、杜絕與仲某某通話或視頻。被告人高某利用互聯網直播平臺、手機微信,虛擬女性身份,虛構各種事實,以多種理由,設置騙局,實施遠程、非接觸式詐騙,明顯屬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應予按照電信網絡詐騙對被告人量刑、判處刑罰,公訴機關此節法律適用錯誤,不予支持。判決:被告人高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被告人高某退賠被害人仲某某人民幣486090.66元;沒收公安機關依法扣押的被告人高某本人所有的供其實施電信網絡詐騙使用的一部華為P30PRO手機、一部紅某 K30 手機,由公安機關依法上繳國庫。
二審鐵嶺中院觀點：
原審被告人高某利用網絡社交軟件,冒用女性身份,以與男性被害人仲某某談戀愛為名,博取信任后騙取對方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應予懲處。關于抗訴機關提出的本案被告人詐騙行為不屬電信網絡詐騙的抗訴意見。經審查認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相較普通詐騙犯罪具有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遠程、非接觸式詐騙并非該類型詐騙犯罪的全部特征,不能認為只要使用短信、電話、網絡工具實施遠程、非面對面接觸方式實施詐騙行為,即構成電信網絡詐騙。“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系電信網絡詐騙絕對行為要件。本案被告人無論是在選擇犯罪對象的行為實施階段,還是在詐騙得手后的既遂階段,其行為指向的對象均系明確的、特定的“本案被害人仲某某”,并無潛在的、可能的其他被害人置于其犯罪行為影響之下并造成實際后果。本案被告人高某并未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虛假信息,誘使他人上當受騙,而系在被害人仲某某使用網絡工具主動與其建立聯系后,假冒女性承諾建立戀愛關系后騙取對方財物,系與特定關系人之間建立的點對點聯系,二人交往限于特定范圍之內,具有絕對的私密性,未對其他不特定人產生影響,沒有干擾大范圍的正常網絡秩序,其犯罪情節嚴重程度、社會危害性并不比未使用電信網絡工具聯絡的其他詐騙犯罪更大。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應當對原判作出的電信網絡詐騙的性質認定予以否定評價,對抗訴機關關于案件定性的抗訴意見予以支持,對抗訴機關提出的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罰金十萬元的量刑建議及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予以采納。綜上,原審判決關于被告人高某詐騙犯罪的實施過程、詐騙金額等事實認定準確,但適用法律錯誤,量刑不當,應予改判判決如下:
一、撤銷遼寧省開原市人民法院(2021)遼1282刑初103號刑事判決;
二、原審被告人高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三、沒收公安機關依法扣押的被告人高某本人所有的用于實施詐騙的華為P30PRO(IMEI碼:865277042470086)手機一部、紅米K30(IMEI碼:863130051901347)手機一部。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本宗案例比較典型也相當少見。公訴機關竟然認為一審法院重判而提起抗訴，真正表明檢察院除打擊犯罪外還有法律監督這一職能，真正體現了法律的公平。
根據《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通過發送短信、撥打電話或者利用互聯網、廣播電視、報刊雜志等發布虛假信息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的，可以酌情從嚴懲處；由此可見，電信詐騙犯罪認定關鍵在行為人是否有利用短信、互聯網等電信網絡技術實施詐騙。行為人是否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
具體到案例中，本案被告人始終屬點對點聯系特定被害人，并未涉及不特定多數人，因此，被告人雖然是利用社交軟件等網絡手段實施詐騙，但所產生社會危害性相對有限，也未侵犯到正常的網絡秩序。此外，從電信詐騙犯罪而言，其通常表現行為人先行群發短信或者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布信息虛假信息，待被害人被蒙蔽后再進一步實施詐騙行為，犯罪特點系一種點對面的犯罪，其作案目標廣泛、犯罪規模較大。這也與被告人實施的詐騙犯罪模式不符。所以，本案被告人系針對特定人實施詐騙犯罪，雖其利用了網絡遠程社交軟件等電信通訊技術也不宜認定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并從重處罰。
案例索引：（2021）遼12刑終241號，當事人系化名并有刪節。
蔡思斌
202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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