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基于夫妻關系的信賴，只能信賴夫妻共同體，信賴一方基于共同財產而代理另一方的行為，不應該信賴對另一方個人財產的處分。而個人擔保是自然人基于個人財產的擔保，借款人主張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簽字的擔保行為構成表見代理不能成立，該行為不產生擔保的效力，被代替一方不應當承擔擔保責任。

?案情

2015年11月6日，原告文祿公司和第一被告正德公司簽訂借款協議，約定原告向第一被告借款人民幣1000萬元，借期6個月，自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5月5日止，月利率為3%。原告如期如約履行了借款協議，該借款分為三筆支付，頭兩筆匯入江蘇萬諾公司的賬戶，第三筆匯入第一被告賬戶。2015年11月2日，原告通過徐州春裕公司向江蘇萬諾公司匯入第一筆借款130萬元; 2015年11月5日，原告向江蘇萬諾公司匯入150萬元借款; 2015年11月6日，原告將720萬元匯入第一被告賬戶。后產生糾紛，文祿公司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被告正德公司償還原告文祿公司借款本金1000萬元及利息，被告任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另查明，擔保合同反映第二被告劉某和第三被告任某(兩被告系夫妻關系)為該借款提供了擔保。在擔保人一欄中，由被告劉某簽名捺印，而第三被告任某的簽名為劉某代簽，并且注明系代簽。此外，第三被告任某現在下落不明，經法院公告送達，公告期滿后其未到庭參加訴訟。

?裁判

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借款協議上第三被告任某的署名系第二被告劉某代簽，原告文祿公司未能提供兩被告之間的授權和委托手續，且兩被告目前均下落不明，不能證實第三被告同意擔保的意思表示;原告稱基于對兩被告夫妻關系的信賴，主張構成表見代理，應認定第三被告擔保行為成立，認為基于夫妻關系的信賴，只能信賴夫妻一方基于共同財產而代理另一方的行為，而不應該信賴對另一方個人財產的處分。因此，第二被告代簽第三被告任某署名擔保不產生擔保的效力，第三被告任某不應當承擔擔保責任。遂判決：被告正德公司償付原告文祿公司借款本金1000萬元及利息;被告劉某對上述借款本息承擔連帶償還責任;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現該判決已生效。

?評析

日常生活中，夫妻雙方互為代簽的行為大量存在，由此產生的爭議也大量存在。其中，對夫妻一方代另一方簽字擔保的行為，可以從擔保行為的效力范圍、表見代理的構成以及合同生效條件這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保證人為自然人時，應該是獨立資格的自然人，應當以全部個人財產承擔保證責任

作為擔保主體的自然人，應該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個體，這也是自然人擔保的資格要求。在此意義上，自然人擔保人要作為獨立的主體承擔責任，并且以自己所有的全部財產承擔保證責任，其中包括與別人共有的財產。在夫妻關系中的夫妻一方，只是夫妻關系的共同體，而在對外擔保的關系中，夫妻均應為獨立的主體。擔保雙方的意思表示應該是，夫妻任何一方均以自己的名義提供擔保，任何一方除了以夫妻共同財產承擔保證責任之外，還要以任何一方的個人財產承擔保證責任。因此，任何自然人的擔保，都需要自然人個人作出意思表示。

本案中，被告任某在原告文祿公司與被告劉某簽訂保證合同時未能到場，在原告不能提供兩被告之間的授權和委托手續證據的情形下，不能認定被告任某愿意參與擔保意思表示。

2.表見代理中“有理由相信”仍然應該以民事法律行為主體的獨立性為基礎

表見代理是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不管是何種情形，只要“有理由相信”表見代理才能成立。而基于夫妻關系的信賴，根據婚姻法的相關規定，只能信賴夫妻關系共同體，即信賴夫妻一方基于共同財產而代理另一方的行為，而不應該信賴對另一方個人財產的處分。即可以信賴夫妻一方個人擔保行為是基于經營為獲得共同利益的行為，但不能由此信賴也是另一方的個人行為。因此，對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簽字擔保，被擔保人對此缺乏可信賴的基礎，被擔保人信賴了也應該被視為“沒有理由”。因此，在本案中，原告文祿公司主張基于對兩被告夫妻關系的信賴而代簽行為構成表見代理不能成立。

3.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簽字擔保，在另一方未能追認的情形下應不能生效

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簽字擔保的行為，可以理解為系一方無權處分另一方財產權益的行為。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一條的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本案中，夫妻中被代替簽字的一方下落不明，無法證明其追認的意思表示，因此，應該認定第二被告代簽第三被告任某署名擔保的行為不能生效，故不產生擔保的效力，第三被告任某也不應當承擔擔保責任。

本案案號：(2016)蘇0312民初1021號

案例編寫人：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人民法院 姬廣勇

來源：人民法院報

國人因“印”生“信”的觀念由來已久，故印章又稱“印信”。自1979年以來，國務院及有關主管機關相繼制發多部規范性文件對此加以規制（國務院在1979年頒布了《關于國家行政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印章的規定》，其后又在1993年和1999年進行兩次修訂；而《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社會團體印章管理規定》、《民辦非企業單位印章管理規定》等也分別對不同性質社會組織公章刻制及使用作出規定）。

作為世界上公章管理最為嚴格的國家，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是，我國或許也是異常公章（以偽造為代表，也包括公章使用不規范的情況）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從民商事實踐看，公章基本上都直接、間接地牽涉乃至決定了有關法律行為以及其他法律事實的性質和效力，故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本文以幾則最高法院案例裁判思路切入，擬對其中所涉相關問題做一梳理和剖析。

一、正本清源：備案公章具有公示效力。

要討論異常公章問題，首先需要界定何為正常公章。雖然我國法律、行政法規對公章備案并無明確規定（雖然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曾在《印章治安管理辦法（草案）》中提出對企業公章實行年審制度，但該草案并未最終轉化為規范性法律文件），但是各地通常會根據地區實際情況以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及主管機關規范性文件確定企業公章備案制度。我們認為，既然我國實際存在公章備案制度，那么法律就有必要保護市場主體對備案公章的合理信賴，因此備案公章應視為企業的正式公章。

我國的公章備案主要有兩種：一是公安備案，主要是企業在刻制公章過程中的備案（包括初刻、補刻和增刻備案等）；二是工商備案，主要是企業辦理工商手續時的備案，例如《深圳市企業登記管理規則》曾要求企業在辦理營業執照時提供印章備案材料。

由于工商部門接受的企業備案資料較多，且通常不會對公章的真實性和一致性進行實質審查，因此有時企業工商備案公章與公安備案公章并不一致，甚至可能在工商備案材料中出現多枚不同公章。但即便如此，當事人基于備案公章公示效力而產生的信賴也應予以保護。例如，在“彭良兵與中十冶集團有限公司、廣西川惠皓鼎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等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案號：（2015）民申字第1748號】中，盡管工商材料中出現了五種不同印文的中十冶集團印章，且均與中十冶集團提供作為檢材的印文不符，但最高法院仍堅持工商備案具有公示效力，故當事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工商備案材料中公章的真實性。

二、辨偽存真：通過舉證責任分配確定異常公章效力。

一般來說，異常公章使用主要表現為三種情形：一是企業自身使用除備案公章外的其他公章；二是企業以內部章代替公章；三是他人偽造企業公章并使用。然而一旦發生糾紛，上述三種情形往往相互交雜，難分彼此，使案件審理變得相當復雜。我們認為，當糾紛發生時，客觀真實已無法重現，所以裁判者只能從法律真實中尋找解決之道。因此在認定異常公章效力時，更重要的是利用證據規則，通過舉證責任分配辨偽存真，具體如下：

1、如公章所屬單位證明爭議公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則主張爭議公章真實一方應繼續承擔舉證責任。

證據法的基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故當各方就公章真實性存在爭議時，應由主張公章真實一方首先承擔舉證責任。但此時的舉證責任不宜過重，否則可能增加交易成本，損害交易效率，甚至影響市場活力。因此，主張公章真實一方只需證明其有理由相信爭議公章真實，即可將舉證責任轉移至對方。

此時，如公章所屬單位證明爭議公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則可使舉證責任再次反轉，由主張爭議公章真實一方繼續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龍口市遇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龍口市復興機械有限公司為與中國農業銀行龍口市支行、煙臺紹宇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龍口市農技中心專用肥料試驗廠、山東復興集團公司承兌匯票墊付款、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糾紛案”【案號：（2001）民二終字第91號】中，最高法院認為，由于遇家公司和機械公司提供的龍口市工商局文件證明兩家公司一直使用備案的惟一一枚公章，故龍口農行應對兩家公司曾使用爭議公章負有舉證責任。

2、如主張爭議公章真實一方證明公章所屬單位知曉或曾使用該章，即使爭議公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也應認可其效力。

在實務中，企業使用多枚公章的情況并不少見。由于我國法律并未要求企業只能以備案公章簽訂合同，因此即使爭議公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也不能直接否認爭議公章的效力。此時，只要證明公章所屬企業知曉或曾使用爭議公章，則表明其認可這枚公章，進而使其具有與備案公章相同的法律效力。簡言之，知曉或使用行為可使公章由假變真。

在“汪天雄與重慶群洲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朱惠德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案號：（2016）最高法民申255號】中，雖然已有生效刑事判決書認定合同公章是偽造，但是最高法院認為，重慶群洲公司對假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曉的，由于其明知該公章存在并使用而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對人的利益損害，故判令其對加蓋偽造公章的合同承擔責任。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關于知曉或使用能否導致假章變成真章，最高法院也曾有過不同的裁判思路。例如，在“中國出口商品基地建設總公司為與被上訴人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市浦東分行、上海中益國際貿易發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案號：（2001）民二終字第155號】中，最高法院曾提出兩種限制：一是即使公司知道有人在交易中使用其偽造公章并對該交易行為予以認可，其效力也僅及于該特定事務；二是如果在簽訂合同時不知該偽造公章曾使用，則事后不可以此主張假章變真章。當然，本案下判至今已有十余年，其裁判思路是否還能適應當前的社會經濟環境或許還有待討論。

3、如主張爭議公章真實一方證明使用該章符合交易習慣，即使是企業內部印章，也應認可其效力。

除法定名稱章、合同專用章、財務專用章外，許多企業也會為內部機構刻制印章，其中最常見的就是項目部印章。因此，內部印章是否與公章具有同等效力，就成為許多案件的爭議焦點。

有觀點認為，企業對外簽訂合同時只能使用法定名稱章或合同專用章，否則不產生公章效力。但是，法院在個案中通常不會如此簡單化處理。例如，在“陳文清與汕頭市達濠建筑總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案號：（2015）民抗字第2號】中，原告依據加蓋被告分公司項目部公章的借條提起訴訟，最高檢察院認為項目部作為分公司的內部機構，不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因此該印章從表面形式上即可體現出法律地位的欠缺，相對人應進行更為審慎的核查。但是最高法院認為，小型工程項目建設工地實際負責施工的項目部在工程所需建材的正常數量與價格范圍內收取建材并以項目部名義向供貨方出具收據欠條等字據，符合交易習慣，因此在本案中該項目部印章能夠產生與公章相同的法律效力，當事人無需另外進行核查。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場景對判斷企業內部印章效力意義重大，如果使用場景顯著有違常理，則應要求相對人承擔更慎重的審查義務。

三、因人而異，蓋章人的身份對判斷公章效力影響重大。

公章不會說話，更何況偽造公章的手段也日益高明，有時的確很難對公章的真偽作出判斷，這時就要著重審查蓋章人的身份，因為蓋章人的身份對判斷公章效力影響重大，具體如下：

1、如構成職務行為，企業法定代表人、代理人使用假章，可產生與真章同等效力。

《合同法》第32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民法通則》第43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由此可知，企業法定代表人、代理人在履行職務行為時的簽字或蓋章均可使合同成立，此時印章真實與否已不重要。例如，在“陽朔一尺水實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王杰與陽朔一尺水實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王杰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案號：（2016）最高法民申206號】中，雖然涉案多份合同上加蓋的公章與一尺水公司使用的公章樣本不一致，但因為蓋章人是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最高法院認為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該法定代表人履行職務行為的真實性。

2、如構成表見代理，無代理權的人使用假章，也可產生與真章同等效力。

《合同法》第49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

在“廣西桂資拍賣有限公司與廣西三益拍賣有限責任公司合作合同糾紛案”【案號：（2013）民提字第140號】中，最高法院認為，由于涂江寧是桂資公司的股東，代表桂資公司在《聯合拍賣協議書》上簽字，并曾以三益公司名義與燁達公司訂立協議以促使燁達公司代繳本應由桂資公司代三益公司繳納的840萬元保證金，后又與桂資公司共同向三益公司出具承諾書表示對二者以三益公司名義對外承諾的行為共同承擔責任，因此三益公司有理由相信涂江寧在《補充條款》上簽字系經桂資公司授權所為，基于此，盡管《補充條款》上加蓋的雙方印章印文均在真實性上存疑，但仍應當認定《補充條款》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

在“合肥鑫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青海華瑞物資有限公司與合肥鑫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青海華瑞物資有限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案”【案號：（2015）民申字第1620號】中，最高法院也同樣認為，劉建民對外簽訂合同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鑫豐公司承擔，而公章具體的刻制、加蓋問題對案件并無實質性影響。

四、民刑交叉，涉章犯罪對企業民事責任及民事程序的影響。

1、即使涉章犯罪導致民事合同無效，企業也可能因有過錯承擔部分民事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5條2款規定：行為人私刻單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單位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單位對該過錯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因此，即使涉章犯罪導致民事合同無效，公章所屬企業也未必能夠完全脫身。例如，在“興業銀行廣州分行與深圳市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案號：（2008）民二終字第124號】中，最高法院認為，雖然案涉基本授信合同及相關貸款合同，均為以合法的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無效合同，但因興業銀行廣州分行在本案所涉貸款過程中具有過錯，深圳機場公司和興業銀行廣州分行應根據各自的過錯程度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2、即使涉章犯罪導致民事合同無效，民事審理程序也未必中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關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但在司法實務中，法院對中止民事程序的審查非常嚴格。例如，最高法院民二庭庭長楊臨萍法官在《當前商事審判工作中的若干具體問題》中就強調，要注意區分商事案件法律事實與刑事訴訟所涉法律事實是否相同而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在“中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廣東省電白縣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等與郴州市金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案號：（2015）民申字第3265號】中，雖然存在偽造公章行為，但是最高法院認為，在現有證據能夠認定中能源公司應對夏青云的行為承擔責任的情況下，夏青云偽造公章的行為是否涉嫌犯罪不影響本案的審理，因此無需中止審理。

總之，討論異常公章效力，目的是為了判斷法律行為及相關法律事實的性質和效力。因此，公章固然重要，也只是考慮的因素之一，還應當從行為人、交易場景及交易事項等多方面綜合判斷，并在保護善意交易相對方和公章所屬單位間尋找平衡。

來源：天同訴訟圈，作者：石睿

關鍵詞：房屋買賣合同 無權代理 表見代理

裁判主旨：轉讓共有的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時，未經共有人授權，屬無權代理。但轉讓價款與同期市場價格是否相符、交付房屋時間的長短、是否交付相關權屬證書及文件等均可作為表見代理的證據。?

案情簡介：

原告王玉蓮、原告楊書明于1974年10月23日辦理結婚登記手續。1992年4月10日，長樂市人民政府向原告楊書明發放了長祉集建（1992）字第011348號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該建設用地位于松下鎮松下村碼頭東，二原告在該土地上搭建一座二層磚瓦結構房屋。后原告楊書明與被告陳向華協商將該房屋及土地使用權以總價61000元轉讓給被告，雙方遂于1999年8月20日簽訂一份斷契，該斷契載有“楊書明東邊前后兩間房屋，東至忠欽厝；西至長棟厝，南（前）至水泥路；北（后）至大眾六米路。現楊書明厝價格人民幣陸萬元正愿意賣斷給陳向華受用，若日后價值連城，楊書明及后代便無反悔，恐以后節外生枝，特立斷契字據為憑（本據一式二份）。（陸萬壹仟元正），（土地證換證，我應去土地辦換證）（內附楊書明土地使用證壹本），原房主：楊書明，王玉蓮，楊大其，接授人：陳獻華，執筆人：林慶華，見證單位：長樂市松下鎮松下村敬老會，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該斷契上原房主處的“楊書明，王玉蓮，楊大其”等字均由原告楊書明簽名并捺印，被告在接授人處加蓋“陳獻華”蓋章，長樂市松下鎮松下村敬老會在見證單位上加蓋“長樂市松下鎮松下村敬老會”印章。斷契簽訂后，在扣除先前原告拖欠被告的“會錢”7000元外，被告另行向原告楊書明支付余款54000元。原告楊書明在收到款項后將涉案土地使用權證交付給被告。不久，被告即搬入涉案房屋。2013年4月，被告將訴爭房屋拆除，并在該建設有地上搭建了一幢十一層樓房。

另查明，原告楊書明和王玉蓮長期在一起生活，1999年1月-1999年12月間，原告王玉蓮在松下鎮松下村居住生活。

現二原告訴請被告陳向華歸還土地并恢復房屋原狀。

法院認為：

長樂法院：二原告訴請被告陳向華歸還土地并恢復房屋原狀，被告辯解雙方已簽訂“斷契”，二原告已將土地使用權及房屋轉讓給被告，要求駁回原告的訴請。可見，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雙方所簽訂的“斷契”是否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本案中，原告楊書明為向被告轉讓訴爭土地使用權及房屋，以楊書明與王玉蓮的名義與被告陳向華簽訂《斷契》時，未經原告王玉蓮授權，屬無權代理。但基于如下原因，原審法院認為被告作為相對方其有理由相信楊書明有代理權，楊書明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雙方簽訂的合同有效。首先，原告楊書明在長樂市松下鎮松下村敬老會見證下，方以自己與配偶王玉蓮的名義與被告陳向華簽訂“斷契”；其次，原告楊書明出售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權的價款與同期市場價格相符，雙方經自愿協商簽訂的合同，沒有惡意串通損害第三方利益；再者，原告楊書明在收取交易款后，已向被告交付土地使用權證；最后，被告在搬入涉案房屋后較長的時間內，二原告并未提出異議。故原告的訴求，缺乏法律和事實依據，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福州中院：本案的爭議焦點：一、1999年8月20日簽訂的《斷契》是否有效；二、上訴人是否有權要求被上訴人返還訟爭土地、房屋，恢復原狀。

關于《斷契》的效力問題。因本案訟爭土地使用權登記在上訴人之一的楊書明名下，被上訴人有理由相信上訴人楊書明能夠代表其他家庭成員決定該土地使用權和房屋的轉讓事宜，而《斷契》中關于價款的約定符合同期市場價格，未損害他人的利益。此外，該《斷契》亦有執筆人簽名、見證單位蓋章，在簽訂《斷契》后，被上訴人亦支付了相應對價，而上訴人也將土地使用權證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亦搬入房屋居住。而上訴人之一的王玉蓮自認于2002年即已經知道房屋出賣的事實，卻至起訴前均未提出異議。雖然雙方的交易行為在形式上仍有一定瑕疵，但符合當地的交易習慣，也體現了雙方在交易當時的真實意思，未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上訴人主張楊書明簽訂上述《斷契》時，未經共有權人的王玉蓮同意，該《斷契》無效，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述《斷契》是否經有關部門審批，屬于協議的履行問題，不能作為判斷協議是否有效的依據。

關于上訴人是否有權要求被上訴人返還訟爭土地、房屋，恢復原狀的問題。盡管目前土地使用權仍然登記在上訴人楊書明名下，但楊書明已經通過簽訂協議的方式將土地使用權以及房屋所有權轉讓給被上訴人，并已經收取了轉讓對價，各方均應受到合法有效的合同的約束。上訴人再行主張上述土地和房屋的權利，缺乏依據。原審法院不予支持，并無不當。

福州房產律師評析：

在夫妻一方對夫妻共同共有的房產予以出售時，是否構成表見代理是決定買賣雙方簽訂的合同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據。而對于主張表見代理的一方，不僅應當舉證證明對方的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對方具有代理權。實務中，還是應對相對方的身份及其行為權限予以必要審查，盡到交易謹慎之注意義務，才能最大程度保護自己的權益。

本文摘錄于福州法院房地產審判觀察匯編。福州法院房地產審判觀察系蔡思斌律師在長期關注、搜集福州地區及其他法院房地產審判實例，并結合自身多年辦案經驗的基礎上歸納、編輯、原創而成。轉載請注明出處。此文中所涉及姓名均為化名。

案例索引：

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閩01民終字第320號“王玉蓮、楊書明與陳向華恢復原狀糾紛”，見《王玉蓮、楊書明與陳向華恢復原狀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審判長徐敏洲，代理審判員劉啟鳴、陳嘉），載《無訟案例》（2016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