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立遺囑后房屋被拆遷，繼承人能否拆遷權益這一問題，目前司法實踐主流觀點是 “標的物所有權人在遺囑中將標的物處分給他人后，又以補償協議形式同意將標的物拆遷，這應被視為其在立遺囑后又以行為作出了與立遺囑時相反的意思表示，并導致了標的物的滅失。”此種情況視為遺囑被撤銷。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民事審判實務問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及《人民司法》2023年2月第5期（總第988期）《遺囑中的房屋被拆遷獲得補償金的繼承規則》均表達這一觀點，本案一審法院即是持此種觀點。

但二審法院基于本案特殊因素并沒有直接依據上述觀點簡單認定為遺囑被撤銷。二審法院從立法本意出發，認為撤銷遺囑，行為人積極追求的是與遺囑相反的結果，該行為將導致繼承人權利落空，無法按照遺囑繼承財產。而本案被繼承人同時立有公證遺囑和公證委托書，其委托張某辦理拆遷房產所有事宜，表示其明知拆遷所得房產將發生變化。此種情況下依然將房產以遺囑方式將房產留給相應繼承人。足以說明其真實意愿是將相應征收補償權益亦交由相應繼承人繼承。

但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二審法官在斷案時都會如此仔細去琢磨立法本意，分析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愿。為避免風險，建議在立遺囑時直接明確“若將該房屋遇政府拆遷、征收，相應權益亦歸由XXX繼承所有，立遺囑人簽訂征收拆遷、征收補償協議的行為不視為撤銷遺囑。”如此，似可萬無一失。

案情簡介：

黃某2、黃某3系被繼承人黃天與其前妻的婚生女，張某與黃天系夫妻關系，黃某1系張某所生育子女，系黃天繼子，由張某與黃天撫養長大。黃天于2018年9月23日死亡。

黃天曾于2010年6月17日到廣東省深圳市深圳公證處辦理遺囑公證手續，公證書編號為（2010）深證字第92841號，遺囑內容為其名下位于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房屋屬于其的50%份額由黃某1、張某繼承。2010年10月14日，黃天作為被拆遷人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約定以產權調換方式作為補償方案，后基于該協議分得安置房即深圳市城市春天花園29Ｆ房產，該房屋產權于2017年1月17日登記至黃天名下。

后黃某1、張某與黃某2、黃某3就上述房產繼承發生爭議，黃某2、黃某3主張《遺囑》載明房產已滅失，上述房產應適用法定繼承。黃某1、張某主張《遺囑》載明房產實際已轉化為上述房產，上述房產應按照遺囑方式繼承。

一審法院觀點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 》第39條規定：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本案中，黃天在遺囑中將標的物處分給他人后，又以補償協議形式同意將標的物拆遷，這應被視為其在訂立遺囑后又以行為作出了與訂立遺囑時相反的意思表示并導致了標的物的滅失。遺囑中所涉標的物被拆遷后置換獲得的城市春天花園29Ｆ房產與原標的物為不同的物，對黃天而言，該房產系其訂立公證遺囑后新獲得的財產，由于黃天事后并未明確表示標的物被拆遷后置換的房產作為遺囑的組成部分，或重新訂立新遺囑予以分配，故不能將城市春天花園29Ｆ房產作為遺囑中標的物的變更，本案應視為黃天以自己的行為撤銷了之前簽訂的公證遺囑。張某及黃某1主張應按照公證遺囑繼承該房產，缺乏法律依據，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深圳中院觀點：

關于涉案被繼承人黃天的遺囑是否被其簽訂拆遷補償協議的行為所撤銷的問題，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我國繼承法規定了遺囑的形式要件，還規定了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遺囑。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上述規定表明遺囑應當意思表示明確，變更、撤銷遺囑應當用明示方式，民法典修改取消了公證遺囑的優先效力，但也規定了立有數份遺囑的，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可見，規定遺囑繼承的立法原意是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遵循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在已有遺囑情況下，需要再立一份遺囑或者等以同于遺囑效力的其他有效方式才能撤銷、變更之前所立遺囑。從涉案房屋拆遷到被繼承人黃天去世，黃天有充分的時間對其財產進行重新處分，但其沒有修改或者重新訂立遺囑就房屋拆遷所得房產作出新的意思表示，足以認定其并未用明確的意思表示變更將涉案房產指定由張某及黃某1繼承的意愿。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 》第39條規定，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上述規定解決了司法實踐中立遺囑人并未作出明確意思表示的情況應當如何認定的法律適用問題，需要滿足生前行為與遺囑意思表示相反并造成遺囑處分的財產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條件，適用時應當嚴格遵循繼承法的立法原意以及民事法律行為意思表示的解釋原則，并符合日常生活經驗與一般社會認同。

按照繼承法的立法原意，符合上述第39條所指的遺囑人生前行為應是遺囑人自身的一種主動行為，行為人積極追求的是與遺囑相反的結果，該行為將導致繼承人權利落空，無法按照遺囑繼承財產。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協議由拆遷人和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既符合法律規定，又是一種通行做法。簽訂拆遷協議的行為，僅能說明同意配合拆遷，接受拆遷安置的后果，其設立的民事法律關系是拆遷補償的法律關系，而不涉及遺產由誰繼承的意思表示，更不是以滅失遺囑處分的房產為目的。在解釋該行為是否具有撤銷遺囑的意思表示時，應當以簽訂拆遷協議這一行為的性質與目的，確定意思表示的含義。本案被繼承人黃天僅為配合涉案房屋的拆遷，并非在無任何外部因素的情況下自行將房屋拆除以改變其之前所立遺囑，其并不主動追求張某與黃某1不能繼承涉案房產的后果。對黃天而言，其認為拆遷所得房產將替代原有房產，在原有房產上設定的權利與義務將在新獲得的房產上得到承繼，更符合日常生活經驗與一般的社會認同。另外，本案之所以發生爭議的原因是拆遷行為改變了房產的形式，而黃天未能再立一個新的遺囑明確城市春天花園**產的繼承人，在考察拆遷行為是否足以撤銷所立遺囑時，其實就是要考量黃天訂立遺囑時的意愿是否能夠延續到拆遷后得到的城市春天花園29Ｆ房產上。黃天同時立有公證遺囑和公證委托書，其委托張某辦理拆遷房產所有事宜，表示其明知拆遷所得房產將發生變化，依然將房產以遺囑方式留給張某與黃某1繼承。據此，將其同意拆遷補償的行為推定為與其遺囑意思表示一致，延續其將遺產留給張某與黃某1繼承的本意，更符合其行為的真實意思。

另外，黃天配合城市更新和舊城改造的政策需要，同意接受拆遷導致被拆遷房產置換成回遷房，城市春天花園29F房產是福華路福華小區3-401號的50%房產的轉化，兩者產權均屬于黃天所有，沒有發生變化。從物權登記角度，拆遷安置后新獲得的房產與遺囑中房產的確屬于不同的物，但是新房產的物權來源于遺囑中確定的房產，權利具有承繼性，僅僅是財產權利在形式上發生轉換，即遺囑所處分房產的財產權利與利益在法律上并未消滅，財產并未滅失，亦未發生所有權的轉移或者部分轉移。在被繼承人確定對新獲得的安置回遷房產享有所有權的情況下，僅僅因為財產形式發生轉化，即認為財產滅失的觀點，不符合本案事實，本院不予采信。綜上，根據本案情況不足以認定黃天作出了與其遺囑意思表示相反的行為，撤銷了本案遺囑。

索引案例：（2020）粵03民終20486號，以上涉及名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