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鐘俤原系福州晉安區戰某村五保戶村民。2001年5月1日，黃鐘俤立下一份遺囑稱：由于其本人早年喪夫失子，操勞過度致雙目失明，生活無法自理，幾十年來由娘家侄兒黃某1照顧其生活起居，并承擔一切費用，故在其去世后愿將坐落福州市晉安區新店鎮戰某村下柳3號院內屬其所有的私有房產包括公有的大小廳堂、廊、天井等屬其應得的部分一并歸黃某1繼承。2003年8月27日，黃鐘俤去世，無其他法定繼承人，其喪葬事宜由戰某村民委員會辦理。

2011年7月1日，黃某1以遺贈糾紛為由起訴同胞兄妹黃某2、黃某3至法院，請求確認將姑母黃鐘俤坐落于福州市晉安區間面積約14.95平方米平房一間及閣樓一間等歸黃某1所有。該案件經法院調解，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協議：遺贈人黃鐘俤所有的坐落于福州市晉安區間面積約14.95平方米平房一間及閣樓一間歸黃某1所有。法院據此出具（2011）晉民初字第2085號民事調解書，現已生效。2011年，案涉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圍，黃某1在辦理該房屋征遷手續時，戰某村民委員會對該房屋歸屬權問題提出質疑，并請求法院撤銷相關房屋拆遷安置協議。

一審福州晉安法院觀點：

戰某村民委員會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銷之訴的理由為根據1994年施行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第十九條規定“五保對象死亡后，其遺產歸所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有五保供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處理。”，黃鐘俤生前系該村五保戶，其死亡后的遺產及案涉房屋應歸戰某村民委員會所有；且黃某1與黃某2、黃某3（2011）晉民初字第2085號遺贈糾紛案件中，黃鐘俤于2001年5月1日所立《遺囑》不是黃鐘俤真實意思表示，屬于無效遺囑，故該案調解書中關于“遺贈人黃鐘俤所有的坐落于福州市晉安區間面積約14.95平方米平房一間及閣樓一間歸黃某1所有”的調解協議內容部分應予撤銷。據查明，戰某村民委員會所依據的1994年施行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已廢止，新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2006年施行）并未規定五保戶死亡后的遺產歸所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因此，戰某村民委員會以1994年施行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為法律依據主張其為案涉房屋所有人，法院不予支持。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5條“集體組織對‘五保戶’實行‘五保’時，雙方有扶養協議的，按協議處理；沒有撫養協議，死者有遺囑繼承人或法定繼承人要求繼承的，按遺囑繼承或法定繼承處理，但集體組織有權要求扣回‘五保’費用”規定，黃鐘俤生前已立遺囑，愿將案涉房屋由黃某1繼承，戰某村民委員會在未提供證據證明遺囑非黃鐘俤真實意思表示情況下，主張撤銷（2011）晉民初字第2085號民事調解書并要求案涉房屋歸其所有于法無據，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福州中院觀點：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5條“集體組織對‘五保戶’實行‘五保’時，雙方有扶養協議的，按協議處理；沒有撫養協議，死者有遺囑繼承人或法定繼承人要求繼承的，按遺囑繼承或法定繼承處理，但集體組織有權要求扣回‘五保’費用”規定，黃鐘俤生前已立遺囑，愿將案涉房屋由黃某1繼承。戰某村民委員會未提供證據證明遺囑非黃鐘俤真實意思表示，且1994年施行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已廢止，新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2006年施行）并未規定五保戶死亡后的遺產歸所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故一審法院駁回福州市晉安區新店鎮戰某村民委員會的訴訟請求，本院予以支持。

再審福建高院觀點：

2011年7月1日，黃某1以遺贈糾紛為由起訴黃某2、黃某3至法院。該案經調解，一審法院于2011年9月3日出具（2011）晉民初字第2085號民事調解書，該調解書確認案涉房屋歸黃某1所有。同年，案涉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圍，黃某1依據上述調解書主張其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權人，并向拆遷辦遞交了上述調解書，而戰某村民委員會亦向拆遷辦對案涉房屋的權屬提出異議，故案涉房屋征遷工作暫緩。此后,黃某1就案涉房屋的權屬問題分別于2012年4月在《東南快報》上刊登相關信息、2014年2月在福州市便民呼叫中心12345進行投訴、2014年9月向區信訪局進行投訴，而相關部門在調查核實后亦作出回應，戰某村民委員會作為案涉房屋的權屬異議人至遲在多部門調查核實過程中即應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上述調解書的存在，但該村民委員會直至2018年10月25日才提起本案訴訟，顯然已超法律規定的提起撤銷之訴六個月的期限，故其訴請不應予以支持，一、二審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并無不當。

蔡思斌律師評析：

看到這宗案例，我第一個感興趣的是黃某1訴黃某2、黃某3遺贈糾紛在一審法院竟然能夠立案，實在厲害。畢竟黃某1、2、3均不是被繼承人黃鐘俤的法定繼承人，黃某2、黃某3亦不是受遺贈人，與案件并無利害關系。正常情況下，是很難通過立案審查的。這立案一關闖過之后，各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倒是順理成章。本案立案思路及招數值得學習。

第二個興趣點是村委會依據1994年施行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第十九條規定“五保對象死亡后，其遺產歸所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有五保供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處理。”要求確認遺產歸村委會所有，這個權利到底是何種權利？如參照《繼承法》規定，視為死亡之時繼承發生，則相應所有權即歸繼承人所有，當事人取得物權。但考察一二審法院審判觀點，個人感覺一二審法官內心傾向于認定為類似債權或者期待權，在村委會沒有申請辦理所有權變更手續且該條規定后續又被廢止的前提下，認為村委會沒有實際取得房屋所有權，無權撤銷拆遷安置協議。

第三點倒是有點佩服省高院法官，完美避開上述法律爭議，不就當事人主張取得房屋系何種權利進行探討，而另行以超過撤銷時效為由駁回當事人再審申請，簡直是完美。

改判要點

案例索引：(2020)閩民申3764號、(2019)閩01民終5338號，以上涉及人名均為化名。

蔡思斌

2022年1月5日

鄒啟琛（化名）是家中共有六個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五。2016年7月，鄒啟琛的父親去世，根據父親的遺囑，鄒啟琛可以獨自繼承父親留下的房產的全部份額。不過，2016年10月，鄒啟琛卻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同去做了公證，所有子女全部放棄繼承，父親的遺產將由母親胡舒發（化名）來繼承。
鄒啟琛（化名）是家中共有六個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五。2016年7月，鄒啟琛的父親去世，根據父親的遺囑，鄒啟琛可以獨自繼承父親留下的房產的全部份額。不過，2016年10月，鄒啟琛卻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同去做了公證，所有子女全部放棄繼承，父親的遺產將由母親胡舒發（化名）來繼承。
然而沒過多久，事情又發生了變化。今年1月，鄒啟琛不但去公證處要求終止公證，還一紙訴狀把兄弟姐妹和母親全都高上了法庭。鄒啟琛在訴狀中聲稱，不同意放棄繼承遺產，而是要求法院判決繼續按照遺囑繼承父親的房產。

鄒啟琛說，當時和兄弟姐妹一起放棄繼承遺產，并不是真的不想繼承，而是另有目的。

原來，鄒啟琛咨詢過相關人士，如果自己來繼承房產，如果出售的話需要繳納一筆高額的稅費。為了避稅，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先由母親繼承，然后再以母親的名義出售，這樣他既可以避稅，又可以獲得更多的資金來給母親養老。

不過，鄒啟琛的如意算盤卻出了意外。公證之后沒多久，母親胡舒發在家中摔了一跤，行動不便，為了照顧好母親，二姐鄒迪青（化名）把母親接回了家。但鄒啟琛沒想到，從此以后他再沒能看到母親的面。

鄒迪琛說，二姐把母親藏了起來，他感到事有蹊蹺，說不定二姐在打遺囑的主意。于是，他趕緊去公證處終止了公證，不愿放棄繼承父親的遺產。但由于根據法律規定，對于放棄遺產繼承翻悔的，必須由人民法院裁定，因此，鄒啟琛也向法院提起了訴訟。

訴訟中，被告兄弟姐妹各方的代理人均不承認鄒啟琛放棄繼承是因為避稅的說法，他們說，鄒啟琛放棄繼承就是為了給母親養老，放棄繼承就是他的真實意愿。不過奇怪的是，作為被告的兄弟姐妹本人均沒有到庭，而都是子女或代理律師出庭支持訴訟。

為此，原告鄒啟琛指責被告方的說法并非本人真實意愿，并且他還拿出了三段視頻，并別是自己的大哥、二哥和四姐，這三人都在視頻中承認鄒啟琛放棄繼承就是為了避稅。
但同樣，所有的被告代理人也對這樣的證據不認可，他們認為這是在鄒啟琛的誘導之下采集的非法證據。
法院經過審理認為，原被告雙方對確認協商賣房是事實，再從庭審過程來看，鄒啟琛放棄繼承應當并未真實目的，而是尋求更多的利益，如今在兄弟姐妹產生矛盾的情況下，他對放棄繼承感到反悔和不安是合乎常理的。
因此，松江區人民法院判決：父親遺留的產權份額由原告鄒啟琛按照遺囑繼承，也就是鄒啟琛和母親胡舒發（化名），各享有系爭房屋的50%產權份額。

孟甲與蔡某原是夫妻，孟甲于2008年6月25日死亡，二人無子女。2014年7月26日，蔡某與張某結婚，雙方均為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5年3月28日，蔡某死亡。孟某是孟乙之女。

孟甲與蔡某婚后購買的131號房屋即訴爭房屋，交納31859．73元，折算了孟甲及蔡某的工齡。1999年，優美公司向孟甲簽發了房屋使用證一份，載明：孟甲有永久使用權。該房屋使用證使用權人將孟甲姓名劃掉并變更為蔡某，且在涂改處加蓋有優美公司印章。經查，該處涂改是孟甲去世后，蔡某為向其所在單位申請供暖費申請優美公司進行的涂改。

因辦理房屋產權證需要，蔡某于2013年1月20日與瑯山苗圃簽訂《公有住房買賣協議》。2013年12月10日131號房屋被登記于蔡某名下。

2015年，瑯山苗圃出具證明一份，坐落于瑯山果園131號房屋與131號房屋為同一地址。優美公司于2002年變更為瑯山苗圃。

庭審中，孟某提交2008年1月19日孟甲立自書遺囑一份，該遺囑載明：“我去世后將所屬我在瑯山果園131號(身份證地址)兩居室所有權贈與我的侄女孟某全權處理以作為她照顧她父親晚年生活的經濟補償。生前立此遺囑作日后財產處理本人遺愿的證明。立遺囑人：孟甲2008元月19”。北京天平司法鑒定中心出具鑒定意見書：孟甲2008年元月19日(1月19日)遺囑與樣本上的筆跡是同一人書寫的。

張某表示因孟某并非孟甲的法定繼承人，故該遺囑應為遺贈，而孟某在孟甲去世六年后才主張權利，已經超過接受遺贈兩個月內主張權利的期間。就此，孟某稱其是在蔡某去世后才獲知遺贈事實，為此，孟某提交了孟丙證言一份，證言載明：證明人孟丙，男，69歲，漢族，退休，住址××小區22樓1404號，身份證號11010319451

15。我有兄弟姐妹四人，上有姐姐孟丁，下有妹妹孟甲，弟弟孟乙，我侄女孟某是孟乙的女兒，孟乙無其他子女。我妹妹孟甲于2008年去世，去世當年的1月份，在孟甲家中，有孟甲和我二人在場，孟甲書寫“遺囑”一份交給我，“遺囑”內容是她去世后將她的房產給侄女孟某，孟甲交給我“遺囑”時對我說，怕丈夫蔡某見到遺囑影響心情，讓蔡某去世后，再把“遺囑”交給孟某。孟某表示，因孟丙患有嚴重心臟病，已經臥床不起，且忌情緒波動，為其出庭作證確有困難，同時，孟某提交了孟丙身份證復印件及孟丙2015年5月6日醫院出具的診斷證明一份，該診斷證明書載明：孟丙出院診斷為陣發性心房纖顫、結膜炎、腎功能異常、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建議患者自2015年4月22日至2015年5月6日在我院住院治療。

庭審中，雙方均主張訴爭房屋的所有權，但均表示無力向對方給付相應折價補償款且均不同意承擔相關的執行風險。

【審理結果】

原審法院于2016年4月3日作出民事判決：一、131號房屋由孟某、張某繼承并按份共有，孟某、張某分別占有上述房屋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權份額，孟某、張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協助對方辦理該房屋過戶手續；二、駁回孟某、張某其他訴訟請求。

宣判后，張某向北京一中院提起上訴。北京一中院于2016年10月11日作出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一審判決認為，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因訴爭房屋產權證辦理雖在孟甲死亡后，但訴爭房屋是在孟甲與蔡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夫妻二人共同財產支付并折算了二人工齡共同出資購買的，故訴爭房屋應當認定為孟甲與蔡某的夫妻共同財產。

就孟甲所立遺囑，經鑒定是孟甲本人書寫，本院對該遺囑的真實性予以認定，因該遺囑所指定的繼承人為孟甲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故該遺囑的性質應屬遺贈。按照《繼承法》的規定，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孟某主張在蔡某去世后孟丙才將上述孟甲所立遺囑交付孟某，之前其對遺囑并不知情，本院認為孟某提交的孟丙的證言可以證明該項事實，因孟某提交的孟丙的診斷證明書中顯示孟丙患有心臟病等多種疾病，醫囑其慎起居，避免情緒波動，本院認為，孟丙屬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作證可以通過書面證言的形式進行作證的情形，故本院對孟丙之書面證言予以采信。據孟丙證言，孟丙受孟甲所托保管遺囑并在蔡某去世后將遺囑交給孟某，故本院認為孟某在蔡某去世前對遺囑一事并不知情，而孟某在蔡某去世后即獲知遺贈事實后兩個月內向本院起訴主張該房屋中孟甲所有的份額，應當視為孟某作出了接受該遺贈的意思表示。因孟甲遺囑中所處理的財產即訴爭房屋是其與蔡某的夫妻共同財產，應當先將共同所有的財產的一半分出為蔡某的遺產，其余的認定為孟甲的遺產并由其指定的繼承人孟某進行繼承。因蔡某無子女，其父母均先于其去世，張某為其唯一法定繼承人，而蔡某生前未留有遺囑或遺贈撫養協議，故蔡某在訴爭房屋中所占一半產權份額由其死亡時配偶張某繼承。

因雙方均表示無力向對方給付折價補償款且不同意承擔相應的執行風險，故本院僅確認雙方在訴爭房屋中享有的份額，因本案無法對房屋進行實際分割且訴爭房屋現由案外人掌握，故主張張某交付房產的訴請，本院不予支持，對此孟某可另行起訴。

因經鑒定遺囑確是孟甲本人書寫，鑒定費用是因張某否認遺囑真實性產生，故對因鑒定產生的費用應當由張某負擔。

二審法院生效判決認為，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的規定，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根據本案雙方在二審期間的訴辯，本案二審的爭議焦點是：本案訴爭房屋權利性質、遺贈效力、受遺贈人孟某是否放棄受遺贈。

一、關于張某與孟某訴爭房屋權利性質問題。

根據本案所查事實，雙方訴爭131號房屋是孟甲依據國家房改政策向單位交納標準價格并折算孟甲、蔡某工齡購買的房改房，是在二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出資購買，雖然當時未及時取得房屋全部產權，但孟甲單位出具的房屋使用證上載明的經公司審核孟甲有永久使用權和繼承權的內容，明確了購房者對所購房屋擁有永久居住使用的權利，且可通過繼承方式進行處分的權利，故訴爭房屋產權證雖在孟甲死后由蔡某辦理，但并不能影響訴爭房屋的權屬性質，應當認定為孟甲與蔡某的夫妻共同財產。張某上訴主張本案訴爭房屋為蔡某個人所有，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關于孟甲所立遺贈效力問題。

按照我國《繼承法》的相關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孟甲所立遺囑是其真實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所指定的繼承人孟某是其侄女，非孟甲的法定繼承人，孟甲所立遺囑是遺贈性質。通過對訴爭房屋性質的分析可知，訴爭房屋是孟甲與蔡某的夫妻共同財產，孟甲與蔡某對訴爭房屋各自享有一半權利，孟甲設立遺囑遺贈給孟某全部房產，處分了蔡某的財產部分，故孟甲設立的遺贈涉及其財產部分有效。

三、關于受遺贈人孟某是否放棄受遺贈問題。

我國《繼承法》規定，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通過事實審查，孟甲于2008年6月25日死亡，蔡某于2015年3月28日死亡。孟某主張其在蔡某去世后才獲知孟甲遺贈房產給其事實，故孟某作為受遺贈人有義務向法庭舉證證明其知道受遺贈的時間以及在兩個月內表示接受了受遺贈。孟某在訴訟中提交了其伯父孟丙出具的書面證言，以證實其所述。

首先，證人孟丙訴訟中未出庭作證，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情形。按照法律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也規定了證人出庭之外的作證方式，即在特定情況下，證人確實存在不能出席法庭審理的客觀障礙時的例外規定。本案中，通過孟某在一審、二審期間向法庭提交的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以證實孟丙患有心臟病等多種疾病，并被建議慎起居、避免勞累及情緒波動，加之孟丙歲數偏大，故孟丙屬于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作證可通過書面證言方式作證的例外規定情形。

其次，孟丙是孟某的大伯，二人的利害關系是否應予考慮。孟甲在父母均已不在、又無子女的情況下將其設立的關于自己所有房產遺贈給侄女的遺囑交由其兄孟丙保管屬家庭事務處理情態，并無不合情理之處，孟丙證言中談到的孟甲擔心其夫蔡某見到遺囑會影響心情，而要求孟丙在蔡某去世后再行將遺囑交給孟某的內容，亦是出于對親人心理情感接受與否的考慮，證人證言的內容符合人之常情，能夠被理解。孟丙對本案訴爭房屋不享有任何利益，孟丙與孟某之間雖有親屬關系，孟丙為孟某作證亦屬正常。

通過上述分析，在孟某提交了孟丙身份證明的情況下，本院對孟丙的書面證言予以采信，對張某上訴所稱孟某提供的證人孟丙與孟某有利害關系且沒有出庭作證的意見不予采納。孟某在知道受遺贈后即在兩個月內通過訴訟形式表示了其接受受遺贈，符合法律規定，對張某上訴所稱孟某主張遺贈權利的時間已經遠遠超出法定時間一節，本院不予采信。

綜上，原審法院判決正確，本院予以維持。上訴人張某的上訴請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解析】

遺贈制度是繼承法的一項重要制度，是遺囑自由的重要體現。《繼承法》第十六條規定，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由于受遺贈主體的特殊性決定了受遺贈必須受到特殊的保護和合理的限制。根據《繼承法》第二十五條，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遺贈是基于遺囑獲得，遺囑自由是一項基本原則和宗旨，受遺贈權應受到法律保護。但是，遺贈關系受到遺贈人和繼承人之間的利益平衡，關系到家庭的和諧穩定，該權利也應受到合理的限制。

司法實踐中，根據《繼承法》二十五條的規定，涉及遺贈案件的問題主要集中于：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該兩個月的起算時間如何界定；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該向誰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如何作出。

一、知道受遺贈的起算時間

根據《繼承法》的規定，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但是就該兩個月的起算時間，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實踐中理解也較為混亂：認為根據法條的字面理解作出文義解釋，即受遺贈人知道遺贈的存在就應該起算該兩個月的時效；認為自遺贈人死亡時就要起算該兩個月的時效；認為該兩個月時效的起算應當滿足兩個條件，既要知道遺贈的存在，也要知道遺贈人死亡的事實。根據《繼承法》的立法精神，從尊重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出發，第三種觀點更符合實踐情況，契合法律精神。

知道受遺贈不應該作文義解釋，如果承認在遺贈人生前，受遺贈人的接受意思表示能夠產生接受遺贈的法律效果的話，就意味著承認受遺贈人的意思表示可以制約遺贈人遺囑的自由，而使遺贈人喪失對遺囑內容修改或撤銷的自由，限制甚至是剝奪了遺贈人對遺囑的變更權和撤回權。遺贈人死亡就繼承而言是一種事實，其能引起繼承開始的法律效果，但是其能否引起知道遺贈時效的起算值得商榷，且并無法律依據。

遺贈是一種附期限的單方法律行為，于遺贈人死亡時發生法律效力，受遺贈權也是遺贈人死后方發生法律效力，遺贈人死亡是受遺贈人取得并行使受遺贈權的前提條件。在遺贈人死亡之前，受遺贈人在遺贈中所享有的受遺贈權僅是期待權，并非既得權，且遺贈人享有撤銷及修改遺囑的權利。由于遺贈與遺贈接受在邏輯上有一個時間先后的問題，遺贈在前，遺贈接受在后。《繼承法》第二條規定，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遺贈亦是于被繼承人死亡后才發生法律效力。對于一個沒有生效的遺贈作出的意思表示，沒有實際意義，不應發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此，知道受遺贈的起算應從受遺贈人知曉遺囑內容和知曉遺贈人死亡事實開始，知曉遺贈內容在先，從知曉遺贈人死亡事實時開始；知曉遺贈人死亡事實在先，從知曉遺贈內容時開始。

二、法定期限內，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該向誰作出

《繼承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未明確規定接受或放棄遺贈之意思表示應當向何人作出，在實踐中理解亦是較為混亂，直接導致了法律適用上的不明確，也容易在繼承人與受遺贈人之間產生意見分歧。該問題的核心是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是否必須以繼承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等特定人為意思表示相對人。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應采取從寬原則，該意思表示不必以向繼承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等特定人作出為生效要件，即只要有證據證明受遺贈人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月內確有接受遺贈的真實意思表示即可，而不論該意思表示向何人作出。這樣一方面有利于受遺贈人方便及時地行使權利，防止因法律規定的模糊導致其權利未及時行使而喪失；另一方面，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要求受遺贈人必須以特定人為意思表示對象，加重了受遺贈人的負擔，而且可能會導致受遺贈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喪失權益；最后，這也體現了對遺贈人和受遺贈人真實意思的尊重，尤其有助于對遺贈人真實意思的實現，不能因為某一方面的因素導致遺贈人的真實意思被輕易變更。

當然，從司法實踐出發，為了減少矛盾沖突，受遺贈人作出接受或放棄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應向繼承人作出；但是當遺贈有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時，也可以向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作出意思表示；當上述人員不存在或者無法取得聯系之時，也可以通過公證等其他方式固定其接受遺贈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的相對方是否接受或認同受遺贈人的表示則不影響其效力。

三、法定期限內，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如何作出

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如何作出即接受或放棄遺贈意思表示的形式要件問題，法律并未作出明確要求。所以，接受或放棄的意思表示不限于口頭、書面等明示的方式，也可以以實際行動作出，如接受或拒絕遺贈標的物的給付、請求給付遺贈標的物、不干涉遺贈標的物之處分等行為均可視為接受或放棄遺贈的意思表示。另外，根據上述分析，當受遺贈人向特定人作出意思表示存在客觀障礙如無法取得聯系或者被對方拒絕時，受遺贈人可以通過公證、訴訟等方式證明其在規定時間內為接受或放棄遺贈之意思表示。總之，就接受或者放棄遺贈的表示的形式要件問題，要求不宜過于嚴苛，只要可以據以判斷受遺贈人在規定的時效內作出明確的意思表示即可。

本案中，孟某作為受遺贈人主張其在蔡某去世后才獲知孟甲遺贈房產的事實，孟某作為受遺贈人有義務向法庭舉證證明其知道受遺贈的時間以及在兩個月內表示接受了受遺贈。孟某主張其通過孟丙才知道遺贈的事實，雖然孟丙是孟某的大伯，但是孟甲在父母均已不在、又無子女的情況下將其設立的關于自己所有房產遺贈給侄女的遺囑交由其兄孟丙保管并無不合情理之處。孟某在知道受遺贈后即在兩個月內通過訴訟形式表示了其接受受遺贈，既表明了自己接受遺贈的態度，又未超出兩個月的時效限制，符合法律規定。

來源：中國法院網重慶五中法院?|??作者：姚梅

【案情簡介】

原告蔣某與被告陳某于2012年10月15日辦理結婚登記，2012年11月6日，原告在屬于自己所有的房屋上增加了被告陳某的名字。2013年1月21日原、被告自愿協議離婚，協議載明該房屋歸原告蔣某所有。原告為了與被告復婚，2013年1月22日，原告蔣某寫下遺囑，主要內容為：我自愿將房屋送給我前妻陳某，該房屋的所有權歸我前妻陳某所有。有見證人和代書人。因復婚無望，2014年2月20日，原告蔣某又寫下遺囑，主要內容為：房屋歸我所有，2013年1月22日所立遺囑作廢。立遺囑的見證人和代書人與上相同。后原告起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該房屋歸自己所有，被告應協助原告變更房屋產權登記手續。一審判決支持了原告的訴求。

【分歧】

對于這兩份遺囑性質的認定，在判決書說理部分，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遺囑性質應為贈與。遺囑是立遺囑人處分其身后財產的意思表示，結合本案中原、被告分別舉示的“遺囑”內容和庭審情況，原告作為立遺囑人，均沒有處分身后財產的意思表示，而是作出的贈與房產和撤銷贈與的意思表示。不動產從登記時才轉移所有權，第一份“遺囑”在原告作出贈與后，未對房屋進行轉移登記，故房屋所有權并未發生轉移，第二份“遺囑” 是原告撤消了該贈與，房屋所有權歸于原狀。

第二種意見，認可該遺囑適用繼承法之規定，立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立有數份遺囑的，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故對被告以第一份遺囑而取得訴爭房屋所有權的辯稱不予采信。

第三種意見，因原告所寫的書面材料符合遺囑的形式，故不宜否定其遺囑的性質。雖然原告沒有明確表示處分的是身后房產，但也未明確表示是在生前將房屋贈送給被告。遺囑是立遺囑人處分其身后財產的民事法律行為，本案中立遺囑人尚健在，繼承尚未發生，所立的兩份遺囑與目前房屋所有權的歸屬無關聯性，因此本案中應對這兩份“遺囑”證據不予采信。

【評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

夫妻協議離婚時，可以協商對子女撫養或共同財產問題作出處理，達成的協議對雙方具有約束力。

本案中，原、被告達成自愿離婚協議，協議載明訴爭房屋歸原告所有，該協議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自雙方簽字并辦理離婚手續后生效，被告應當協助原告辦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手續。故原告關于訴爭房屋歸自己所有及要求被告協助辦理產權過戶的訴求，法院予以支持。

針對第一種意見，如果將遺囑性質認定為贈與，那么原告將房屋贈與被告的意思表示是真實的，贈與是有效的。雖然不動產從登記時才轉移所有權，第一份“遺囑”在原告作出贈與后，原告未對房屋進行轉移登記，由此認為房屋所有權未發生轉移，這種理解是機械的。本案中房屋產權證書登記的是原、被告兩個人的名字，贈與表示一旦做出，本屬于原告一個人的房屋會立即發生轉移，因為在現實中，被告的名字已在房屋證書上，難道他人送給自己的房屋，自己還要費事去辦理什么手續嗎？如果這樣認定，反而使原告的房屋所有權發生了轉移。

針對第二種意見，繼承法第一條規定：繼承法是為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繼承法第二條規定：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因此繼承法是對被繼承人死亡后的財產法關系予以規范、調整。因本案立遺囑人尚健在，故原告所立的兩份遺囑不適用繼承法之規定。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第三種意見用于判決書說理較妥當。

近年來，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不少人在晚年時會對自己的財產進行預先分配。但囿于子女多，擔心分配不均會影響親情，甚至影響子女們履行贍養義務的積極性，大多數老人選擇寫遺囑的方式來對自己去世后的財產進行分割。但寫遺囑可不是件簡單的事，因為不了解相關法律規定，不但夙愿未達成，還有可能讓子女們走上法庭打官司。

代書遺囑?見證人有講究

王某與馬某育有三子王甲、王乙、王丙，2008年5月4日，馬某代患有中風的王某寫下了一份代書遺囑，其內容為：王某去世后，其所享有二分之一產權的房屋由王甲、王乙各繼承二分之一，代書人馬某及遺囑人王某均在代書遺囑上簽名。2009年12月11日，王某因病去世，2010年2月8日馬某因病去世，其后，王甲、王乙、王丙因房屋繼承糾紛訴至法院，王甲、王乙要求按遺囑繼承房屋，王丙認為遺囑內容不真實，且不符合法定要件，要求按法定繼承分割房屋所有權。

最終，法院判決支持王丙的訴訟請求，按法定繼承分割房屋所有權。

法官說法：

王某請馬某代書遺囑的目的是為了將房屋繼承權歸屬于王甲、王乙，但最終卻未能如愿。是法律沒有賦予王某這樣的權利嗎？答案是否定的。物權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繼承法第十六條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并可以指定遺囑執行人。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的一人或者數人繼承。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因此，所有權人依法處分自己財產，不受限制。王某的目的沒能達成，問題出在遺囑上。

本案中，王某的遺囑形式在法律上稱為代書遺囑，代書遺囑要生效，須具備特定的法律要件。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對這個條文進行分解，有這樣幾層含義：第一，代書遺囑至少要有三個人在場，其中一人為遺囑人，另兩位為見證人；第二，代書遺囑時間要寫清楚，時間要素要包含年、月、日；第三，代書遺囑上至少要有三個人的簽名（遺囑人、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對照分析，可以看出馬某為王某代書的遺囑上只有兩個人的簽名，這份代書遺囑無法滿足代書遺囑生效的要件要求，因此，法院判決此遺囑不生效。

但是不是當時在場的王甲或者王乙再簽上一個名字，這份代書遺囑就沒有效力瑕疵了呢？答案還是否定的。因為嚴格來講，馬某、王甲、王乙都不具有合法的見證人資格。繼承法第十八條規定：“下列人員不能作為遺囑見證人：（一）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二）繼承人、受遺贈人；（三）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的人。”馬某、王甲、王乙都是王某的法定繼承人，因此是不能夠作為見證人見證代書遺囑的訂立的。

說到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除了近親屬都可以作代書遺囑的見證人。但這個結論同樣是不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6條規定：“繼承人、受遺贈人的債權人、債務人，共同經營的合伙人，也應當視為與繼承人、受遺贈人有利害關系，不能作為遺囑的見證人。”可見，還有一些與繼承人有特殊關系的人不可以作為見證人，如果選擇了他們作為見證人，遺囑同樣無法正常生效。

最后，提幾點書寫代書遺囑的建議：第一，代書遺囑的內容要素要完整，尤其是遺囑時間和遺囑人、見證人簽名，千萬不可遺漏；第二，慎重選擇符合法律規定的見證人，一般情況下可以選擇具有繼承關系之外的親屬在場見證；第三，可以邀請律師或者具有法律知識的朋友協助訂立代書遺囑。

公證遺囑?形式最保險

葉某與張某為夫妻，均已年邁。二人育有三個子女葉甲、葉乙、葉丙，子女對老人也較為孝順。2009年，葉某有病臥床，三子女對老人照顧周到，且關系和睦。二老為了防止去世后，子女因財產發生爭執，經過商量，決定用遺囑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但究竟應將財產贈與哪個子女，二老無所適從。因為拿不定主意，兩位老人先后立下了三份遺囑，其中，第一份為錄音遺囑，老人請了兩位老朋友為他們見證，立下了遺囑；第二份為公證遺囑，由兩位老人親赴公證機關辦理；第三份自書遺囑，兩位老人自己書寫，也簽上了名字和日期。三份遺囑先后將財產繼承權分別歸于葉甲、葉乙、葉丙。

2013年，兩位老人相繼去世，三份遺囑也大白于世。但三子女對于應當由誰繼承財產，爭執不下。最終訴至法院，人民法院判決，公證遺囑合法有效，財產由葉乙繼承。

法官說法

三份遺囑的效力應當如何認定呢？按照一般社會觀念，都會認為最后的遺囑是二老最終的意愿，財產應當由葉丙繼承，但人民法院的判決卻不是這樣的，公證遺囑被認為是最有效的。

本案中涉及三種遺囑形式：錄音遺囑、公證遺囑、自書遺囑。從判決的結果來看，公證遺囑發揮了作用。那是不是錄音遺囑和自書遺囑沒有法律效力呢？

根據繼承法第十七條第四款的規定：“?以錄音形式立的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應當說，兩位老人對于錄音遺囑的成立要件是清楚的，遺囑的效力在法律上也沒有瑕疵。繼承法第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注明年、月、日。”由此觀之，兩位老人所立的自書遺囑也沒有效力瑕疵。

既然三份遺囑都沒有效力瑕疵，為什么法院認定公證遺囑的效力呢？難道遺囑人不能變更自己的遺囑內容嗎？

遺囑人當然可以變更和撤銷自己所立的遺囑，這是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在繼承法中的體現。這一點也為繼承法所肯定，繼承法第二十條規定：“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立有數份遺囑，內容相抵觸的，以最后的遺囑為準。”按照這個邏輯，第三份自書遺囑應當是有效的，可法院卻判決第二份遺囑生效，問題出在哪里呢？

關鍵在于不同遺囑的效力有所區別，其中公證遺囑的效力最高。繼承法第二十條規定：“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可見，第三份自書遺囑無法起到撤銷公證遺囑的作用。

在這里，提幾點訂立遺囑的建議：第一，訂立不同形式的遺囑要注意遺囑的生效要件，切不可遺漏，否則遺囑很難生效；第二，變更遺囑的內容也要遵從法律的規定，做到依法變更；第三，如果對于訂立遺囑的法律規則不是很熟悉，可以到公證機關辦理公證遺囑，免除后顧之憂。

口頭遺囑?要防失效

崔某年逾七旬，早年喪偶，自己辛苦勞作將三個子女拉扯長大。崔甲、崔乙、崔丙都是孝順孩子，對于老人的生活起居也照顧得很是周到。熟料，天有不測風云，崔某突發腦溢血，且只有小兒子崔丙在場。崔丙發現老人病倒后，第一時間叫了救護車。上了救護車，老人的神智還算清醒，他看到了陪在身邊的崔丙，也想到了小兒子現在生活的艱辛，就和兒子說：“爸爸這次可能不行了，我那套房子就給你吧，讓兩位醫生給咱們做個見證。”看到老人的情況，兩位醫生也應允了，老人見醫生點了頭才慢慢合上眼睛。但吉人自有天相，崔某因為送救及時，得以脫險，半個月后出院療養。老人的身體慢慢好起來，關于遺囑的事情卻再也沒有提過。

6年后，老人撒手人寰。因房產繼承問題，三個子女訴至法院，崔丙主張依遺囑自己繼承并請兩位醫生出庭作證，崔甲、崔乙主張依法定繼承分割，最終，人民法院判決適用法定繼承分割遺產。

法官說法

本案中，崔某在危急情況立下的遺囑在法律上稱為口頭遺囑。其訂立規則，繼承法第十七條第五款規定：“遺囑人在危急情況下，可以立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按照這一法律規定，對照崔某訂立口頭遺囑的過程，似乎沒有瑕疵，但為什么人民法院沒有依照崔丙的主張判決房屋歸崔丙所有呢？

事實上，崔某訂立的口頭遺囑符合法定適用情形（處于危急情況下）和法定構成要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那么，人民法院為什么不按照其遺囑進行判決呢？

這個問題，可以在繼承法第十七條第五款后半句找到答案：“危急情況解除后，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者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把這一規則用更為平實的話表達出來，就是：我們只能在危急的情況下，使用口頭遺囑這種遺囑方式，如果危急情況解除了，可以采用其他形式訂立遺囑，則口頭遺囑自然失效，如同從來沒有訂立過一樣。

本案中，崔某的口頭遺囑在訂立時，是符合成立要件并且有效的。但后來崔某病愈出院，其所訂立的口頭遺囑又自然失效了。

說到這里，要提幾點關于口頭遺囑的建議：第一，口頭遺囑只適用于存在危急情況時，一旦危急情況解除，口頭遺囑自然失效，所以在使用時要謹慎，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不能使用這種遺囑形式；第二，如需訂立口頭遺囑時，一定要找到符合條件的見證人；第三，危急情況解除后，盡快訂立其他形式的遺囑，代替口頭遺囑。

（作者劉長林，轉載自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