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以下簡稱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于2016年2月16日作出HCMP2080/2015號判決（以下簡稱香港高等法院2080號判決），認可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深圳中院）于2014年11月4日作出的〔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91號民事調解書（以下簡稱91號調解書）?，F有資料顯示，該案系香港法院認可內地商事判決之首例。

一、香港與內地相互認可判決的現狀和障礙

法院作出裁判并得到執行是訴訟程序的目的和歸宿，認可和執行域外裁判是司法協助中最重要的內容。香港與內地分屬不同法系，內地實行帶有大陸法系特點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香港則實行帶有英國法特點的普通法系法律制度。兩個獨立法域的存在，使得任一法域司法行為并不當然對另一法域產生效力。由于兩個不同法域文化傳統和法律理念的差異，進而表現在立法、具體司法制度的不同，導致香港和內地的區際司法協助水平停留在一個相當低的層次。

內地法院早在1999年已有認可和執行香港民商事判決的案例，但內地判決（特指除了離婚判決之外的民商事判決，下同）一直難以被香港法院認可和執行。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于2006年7月14日簽署《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以下簡稱兩地判決安排）后，依然如此。在簽訂兩地判決安排之前，香港承認外地判決的法律依據是《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第319章）》，該條例系香港依據1933年英國同名法律制定的香港本地條例，盡管該條例規定了外地裁判的承認和執行，但該條例專門適用于英聯邦地區和國家法院以及與香港存在司法協助協議和互惠關系的國家法院作出的判決。因此，兩地判決安排之前，香港法院認可內地判決主要障礙是缺乏法律依據。在兩地判決安排之后，香港于2008年8月1日頒布實施《內地判決條例》。盡管有了以上立法支持，內地判決依然難以得到香港法院的認可。主要原因為：

（一）兩地判決安排及《內地判決條例》的局限性。該安排及條例將認可內地判決的范圍限定為：1.“書面協議管轄”的民商事判決，指當事人書面約定由內地法院排他性管轄（或稱專屬管轄、唯一管轄）的民商事糾紛生效判決。事實上，當事人直接明確約定由內地法院排他性管轄的情形并不多見，內地判決能夠到香港法院申請認可、執行的范圍非常有限。2.“具有執行力的終審判決”，包括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支付令。要求該判決對判決各方而言，是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是可以在內地執行的。以上條件限制可以說是相當苛刻的。

（二）香港法院對內地判決終局性的疑慮。因內地再審制度的存在，使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認為“內地的判決并不是終局性判決”。香港法院早期對內地判決不予承認和執行的案例是1996年7月12日宣判的集友銀行有限責任公司訴陳天君一案，該案申請承認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項擔保合同糾紛二審判決。該案二審判決后，被告向福建省人民檢察院遞交抗訴申請，福建省人民檢察院據此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交報告，要求后者提出抗訴。因為抗訴程序已經展開，可能導致福建高院的判決被再審并被更改，故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理該案的法官張澤佑以Nouvion?v.Freeman案中的原則為基礎，認為由于內地審判監督程序的存在，內地判決在普通法眼中并不是“最終及不可推翻的”（final?and?conclusive），因此不能在香港得到認可和執行。香港法院以該案為判例，在此后多個案件中以相同的理由拒絕認可和執行內地判決。在Tan?Tay?Guan?v.Ng?Chi?Hung一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甚至認為：即使內地判決當時沒有被決定再審，仍存在兩年申請再審的時效，在申請再審仍存在的情形下，內地判決不可能是確定的終局判決，不予承認和執行。

二、香港法院認可內地判決的突破和標準

香港高等法院2080號認可91號調解書的判決展現了香港法院對認可內地判決問題的新態度，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借以研究香港司法裁判規則的樣本。

（一）該判決對“書面協議管轄”的判斷標準。91號調解書所涉借款合同、保證合同均約定爭議解決“由借款合同簽訂地人民法院管轄”。按照兩地判決安排以及《內地判決條例》的規定，“書面協議管轄”必須是約定內地法院或香港法院具有唯一管轄權。但案涉借款合同、保證合同均未使用“唯一管轄”“排他性管轄”“專屬管轄”或類似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院無權處理該等爭議”的表述，在此情況下，91號調解書仍得到香港法院認可，說明香港法院將“由借款合同簽訂地人民法院管轄”確認為由合同簽訂地人民法院唯一管轄。實踐中，當事人預先在合同文本明確寫上“由××法院排他性/唯一/專屬管轄”條款的寥寥無幾，極大地限制了兩地判決安排及《內地判決條例》的適用范圍。如果香港高等法院2080號判決確定的上述“書面協議管轄”規則得到進一步確認的話，將明顯擴大《內地判決條例》的適用范圍。

（二）該判決對“可執行的最終及不可推翻的判決”的判斷標準。

1.原審法院出具證明書，證明某內地判決在內地是最終且可以在內地執行的判決，當事人未提供相反證明。在該案中，原告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供了2015年1月15日深圳中院出具的《生效證明書》，證明91號民事調解書已經于2014年11月7日發生法律效力，該調解書依法不準上訴，并在中國內地可以執行。按照《內地判決條例》第6（2）條的規定，如原審法院發出證明書，證明某內地判決在內地是最終并且是可以在內地執行的判決，則為施行第5（2）（d）條（該條規定：該判決是可以在內地執行的），該判決在相反證明成立前，須當作為是可以在內地執行的判決。該案判決中，梁國安法官對此進行了闡述：原告出具了證明書，被告必須對內地判決的終局性和可執行性“作出相反證明”，僅僅提交一份未決的申請對于撤銷執行命令是遠遠不夠的。

2.申請認可的內地判決超過了再審申請期限未被申請再審。按照內地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零一條、第二百零五條的規定，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的，可以申請再審；經人民法院審查屬實的，應當再審；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六個月內提出。據此，91號調解書當事人可申請再審的截止日期為2015年5月8日，各被告并未在六個月期限內申請對該調解書進行再審，香港高等法院審理認可該調解書的申請時，也已經超過了當事人可在內地法院申請再審的期限。該案判決中，梁國安法官認定：被告梁儷瀞2015年9月30日向深圳中院提出的申請過了再審截止期，且目的是為了撤銷內地法院的執行命令而不是內地法院的判決本身，不是針對91號調解書的再審，故91號調解書滿足了《內地判決條例》第6條“終局性”判決的要求。該案判決對內地判決終局性的論證雖然也考慮了內地判決已經超過再審期限的因素，似乎仍未擺脫對內地再審制度所帶來判決不確定性的擔憂，但從論證過程中也可以看出，超過再審期限已非最重要的理由（被告未提出有效的再審申請才是主要理由），或可視為補強的理據。無論如何，香港法院對于內地判決終局性的判定有了可茲借鑒的標準，應給予肯定。況且，內地民事訴訟法2012年修改后，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限已經由2年縮短為6個月，即使以超過該期限為判定內地判決終局性的標準之一，也不會給認可內地判決造成太大障礙（申請認可內地判決的期限為內地判決生效之日起2年）。

香港高等法院2080號判決的價值應不僅限于個案。在普通法制度遵循先例的原則下，一旦新的裁判規則被確立，即可成為往后裁判的依據。本案既為內地判決到香港法院申請認可和執行提供了參照，也為進一步研究和磋商兩地司法合作提供了素材。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只有判決的自由流動，才能確保貨物、人員、服務、資本的自由流通。盡管不同法域、不同傳統的藩籬依舊存在，但香港和內地同屬中國，隨著兩地經貿文化日漸融合、人員交往日趨緊密，兩地以判決互認為核心的司法協助定將繼續取得突破和發展。

（來源：人民法院報；作者：林建益 ；單位：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