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錦州古塔區法院觀點：

二被告人的“容留”行為與組織賣淫犯罪手段中的“容留”并不相同，僅是賣淫活動的一種輔助性的行為，并不直接干預賣淫活動的具體實施。根據公訴機關提供的“賣淫女”和嫖客的證言可以證實，賣淫女在提供按摩服務時與有進行性交易意向的客人直接達成交易，與嫖客達成消費合同的是賣淫女個體而非會所，會所僅提供場所或便利條件，盡管會所索取一定的經濟回報，但對性交易過程并不直接進行管理和干預，也沒有形成對賣淫人員在實際上的控制效果，本質上沒有組織行為。被告人李某、王某容留他人賣淫，已構成容留賣淫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某、王某構成組織賣淫罪，指控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人系共同犯罪，不區分主從犯，但綜合考慮被告人李某對會所內的賣淫活動系默認、放任態度，而被告人王某對會所進行日常管理的具體情節，在量刑時對二被告人予以分別考量。雖被告人李某、王某在庭審中，均對自己的行為性質進行了辯解，但自到案后，二被告人對于會所經營模式等基本事實能夠如實供述，故在量刑時對二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二被告人主動繳納罰金，量刑時酌情從輕處罰。判決：一、被告人李某犯容留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二、被告人王某犯容留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一審公訴機關認為原審法院對事實認定不清，適用法律錯誤，并提起抗訴。錦州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李某、王某并非單純為他人賣淫提供場所，而是實施了組織賣淫的管理行為，即二人確定賣淫活動的價格和實施時間、組織女技師參與培訓，確定分成方式、會所統一管理安全套等賣淫用品；嫖客與女技師并非個人間達成交易意向，而是女技師按照二人經營、管理的會所確定的標準執行；李某在會所被查封后，實施了指示他人破壞封條、取走會所內物品的行為。原審判決定性錯誤，一審公訴機關抗訴正確，應予支持。

二審錦州中院觀點：

經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以招募、雇傭、糾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賣淫，賣淫人員在三人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規定的“組織他人賣淫”；第二款規定，組織賣淫者是否設置固定的賣淫場所、組織賣淫者人數多少、規模大小，不影響組織賣淫行為的認定；而容留他人賣淫，是指故意為他人從事賣淫、嫖娼活動提供場所的行為。組織賣淫，其主要特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組織賣淫具備組織行為，既包括如何將賣淫人員組織在一起的行為，也包括將賣淫人員組織起來后如何管理或者控制賣淫活動的行為；2.組織賣淫具備一定規模，即被組織的賣淫人員應達到三人以上；3.組織賣淫者是否設置固定的賣淫場所、組織賣淫者人數多少、規模大小，不影響組織賣淫行為的認定。李某、王某以招募手段組織他人賣淫，賣淫人員在三人以上，且在組織賣淫過程中有容留他人行為，其行為已構成組織賣淫罪，應依法定罪處罰，抗訴機關的抗訴意見和錦州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意見正確，應予支持，原審被告人李某、王某及其辯護人所提李某、王某不構成組織賣淫罪的相關辯解、辯護意見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原審被告人李某、王某以招募手段管理他人賣淫，賣淫人員達三人以上，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條規定的“組織他人賣淫”，其行為已構成組織賣淫罪，應依法處罰。原判就李某、王某行為性質認定和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李某、王某系共同犯罪，均系主犯，李某系會所實際經營者，王某雖受雇于李某，但其系組織賣淫的實際組織者，二人地位作用相當，均應當按照其組織的全部犯罪處罰。李某、王某在原審期間主動繳納部分罰金，量刑時可酌情考慮。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根據原審被告人李某、王某的具體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法判決如下：一、撤銷遼寧省錦州市古塔區人民法院（2020）遼0702刑初72號判決。二、原審被告人李某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三、原審被告人王某犯組織賣淫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四、扣押在案的供犯罪使用工具依法予以沒收，由扣押機關依法處理。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