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男方將自己婚前個人所有房產以公證形式贈與女方，過戶手續尚未辦理。根據《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條之規定，經過公證的贈與合同不能被任意撤銷，正常男方無法行使任意撤銷權撤銷贈與。但本案法院認為“贈與合同是以雙方存在婚姻關系，共同經營家庭，撫養子女為前提條件，案涉合同是附條件的贈與合同關系。”現雙方已無法繼續共同生活，故男方有權撤銷合同。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了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附生效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生效。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失效。”本案法院觀點，案涉贈與合同的生效條件為“雙方存在婚姻關系，共同經營家庭，撫養子女。”那意味著案涉贈與合同將長期處于一個效力待定的狀態，因為條件一直未成就，而一旦女方提出離婚，贈與合同卻又會轉為失效。該推理邏輯實質上是難以自洽的。

正因如此，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雙方存在婚姻關系，共同經營家庭”此類較為模糊的條件為合同所負條件的認定是非常審慎的。而二審法院適用了另一種解釋路徑，即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條“明確規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作為撤銷合同的依據。但此類原則性條款，實踐中法院亦基本很少直接適用。

筆者認為，本案兩審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解釋，真正的關鍵點或許是“涉案房屋系男方及其父母、孩子唯一住宅，按照協議書將房屋判歸女方所有將導致男方一家居無定所。”法院最終基于客觀公平考量，支持了男方請求。雖然個案表面上公平了，但某種意義上架空了法律并創設了新條款，讓法律人有些無可適從。本案是將婚前房屋百分百贈與女方而被撤銷，那如果男方僅贈與50%，那是否就能不撤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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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邵勇與黃麗原系夫妻。雙方于2015年8月7日登記結婚，于2015年11月28日生育一子名邵小勇。2016年6月15日，黃麗起訴離婚，雙方法院調解離婚。后雙方又于2018年12月18日復婚。

2019年2月20日，邵勇（協議甲方）與黃麗（協議乙方）簽訂《協議書》一份，主要內容為，邵勇將個人婚前所有的房產贈與黃麗，同日，邵勇、黃麗對上述協議書進行公證。

2021年9月7日，黃麗起訴邵勇離婚糾紛［（2021）寧0502民初****號］，在該案庭審中，邵勇明確表明不同意離婚；邵勇與黃麗均認可“邵勇于2021年6月曾起訴離婚，后未立案即撤回起訴”；對協議書、公證書發表質證意見時，邵勇質證認為“是為了與黃麗復婚簽訂的協議書”；在法庭調查階段，對邵勇陳述的“之后為了讓黃麗回來過日子，我把車過戶在黃麗名下，房子是貸款還完之后就過戶給黃麗”內容，黃麗答復“邵勇所述屬實”。

一審法院觀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為邵勇、黃麗簽訂的《協議書》中對位于中衛市××路一套住宅房過戶的約定是否屬于附義務贈與？邵勇提交的黃麗起訴邵勇離婚糾紛［（2021）寧0502民初****號］的庭審筆錄中，黃麗認可邵勇關于“之后為了讓黃麗回來過日子，……房子貸款還完之后就過戶給黃麗”的陳述，即是對《協議書》系附條件履行的確認。再者，從該案起訴時黃麗陳述“離婚后，由于婚生子邵小勇年幼，不忍孩子無人照料，選擇再次信任邵勇。2018年12月18日，雙方再次登記結婚”，及邵勇、黃麗之間反復多次離婚、復婚、又離婚的情況可知，邵勇、黃麗婚姻關系不穩定。在此情況下，邵勇不提出任何條件就將案涉婚前購買房屋贈與黃麗，不符合常理。

綜上，可以認為邵勇、黃麗簽訂的《協議書》應是以雙方存在婚姻關系，共同經營家庭，撫養子女為前提條件，邵勇、黃麗對涉案房產是附條件的贈與合同關系。現邵勇、黃麗已調解離婚，黃麗未履行約定義務。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條、六百六十三條之規定，邵勇主張撤銷雙方于2019年2月20日簽訂的《協議書》的訴訟請求，于法有據，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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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寧夏中衛市中院觀點

本案雙方爭議的主要問題為邵勇與黃麗簽訂的《協議書》是否應該撤銷，邵勇與黃麗于2018年12月18日復婚，于2019年2月20日簽訂《協議書》，協議中明確記載“甲方于2012年購買了位于中衛市××路一套住宅房，甲乙雙方于2018年12月8日登記結婚了，現雙方就甲方的婚前財產協商自愿達成協議……”從《協議書》簽訂的時間節點看，發生于雙方復婚后不久，從內容看，上述協議對于黃麗一方僅有的義務為“雙方共同清償上述房屋的剩余貸款”且黃麗未提供證據證明其履行了上述義務，其余內容均是對邵勇義務的約定，上述《協議書》從內容看，系一份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的協議，對此，唯一可解釋的理由為協議記載的“雙方2018年12月8日登記結婚了”，因此，該份協議的形成與雙方登記結婚的結果密不可分，否則，邵勇作為一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不會簽署此份對自己極其不利的協議，一審法院據此認定上述協議系附條件的贈與合同符合客觀實際，并無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條明確規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黃麗在雙方登記結婚后，與邵勇簽訂上述協議，將邵勇的婚前財產變更為黃麗個人財產，該種行為即為借婚姻關系索取財務的行為，好的婚姻關系應建立在男女雙方兩情相悅、情投意合的基礎上，而不應以獲得一定的物質來作為締結婚姻的基礎，黃麗在對涉案房產無任何貢獻的前提下，僅以婚姻關系獲得巨額利益，不符合按勞分配的原則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應得到支持。

同時，考慮涉案房屋系邵勇及其父母、孩子唯一住宅，按照協議書將房屋判歸黃麗所有將導致邵勇一家居無定所，也不利于邵勇、黃麗之子的成長。綜合考慮邵勇、黃麗簽訂《協議書》前因后果，一審法院撤銷上述《協議書》與合情合理合法，應予維持。黃麗提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索引案例：(2023)寧05民終1319號，以上涉及名字均為化名

蔡思斌

2024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