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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在一個騎友微信群中，湯先生提出倡議，包括劉先生在內的數名騎友響應，大家相約于12日開展往返門頭溝的騎行活動。

當天中午，由20余名騎友組成的車隊到達門頭溝安家莊附近河邊，之后眾人自助燒烤飲酒。

下午1點30分左右，活動基本結束，各路騎友隨即散去，只剩下尚在睡覺的劉先生等8人。下午4時，劉先生睡醒，8人遂組成一路車隊，沿109國道復線返回。

騎行途中，劉先生落在了隊尾，在位于落坡嶺鐵道口下坡處發生交通事故，事故現場車胎全爆、車架摔斷，劉先生隨后被送往門頭溝區醫院救治，但當日因重度顱腦損傷經搶救無效死亡。后交警綜合調查情況認為符合單方交通事故。

據了解，參加此次騎行活動的人員大部分互相不知道真實姓名，燒烤餐飲費用由參加者共同支付，并沒有當事人從中盈利的情形。

家屬起訴

去年9月，劉先生的家屬以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糾紛為由，將湯先生等7人以及自行車協會起訴到法院，索賠146萬多元。

在一審庭審中，自行車協會表示，他們不是營利團體，劉先生曾經注冊為協會的會員，但他參加的這次活動并非是協會組織的，而是個人自發組織的，協會對劉先生的死亡沒有責任。

湯先生等7人則表示，事發當天的騎行活動完全是騎友自發結伴而行，劉先生與他們個人之間沒有合同關系，也沒有法律規定的義務，他們不應該承擔責任。

該案子在騎行圈的影響力非常大，被稱為“騎行圈第一案”。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因為自發式戶外運動存在危險性，參加者自愿參加該類活動，應視為自愿承擔相應的風險。自發式戶外運動的組織者，并非都是決策者，其決定也不一定都是周全或者正確的，只要不存在明顯的重大過失，就不應當要求其承擔責任。

后法院判決駁回了劉先生家屬的全部訴訟請求。家屬不服，上訴至北京一中院。

二審改判

近日，北京一中院經過審理對該案二審改判，判騎友湯先生等人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法院認為，在類似于相約騎行這種社交層面的情誼行為中，相約者之間并不負擔必須履行的義務。但是，被約之人一旦以實際行動加入到騎行活動中，則本案不僅存在單純的相約行為，而且在相約之后湯先生等7人與劉先生按照同一路線共同騎行，因而在他們之間產生了比一般注意義務更高的注意義務。湯先生作為組織者所選擇的線路存在較多的陡坡和彎道，增加了此次騎行活動的危險性。但沒有證據表明湯先生對大家的飲酒行為有任何的提醒和勸告，反而有證據表明湯先生自己也和大家一起飲酒。此外，作為組織者的湯某只要安排或者建議一兩名騎友跟隨在劉先生附近進行提醒或隨時提供幫助，劉先生發生單方交通事故的幾率就會降低，發生交通事故沒有人在現場以致耽擱了黃金救助時間的情況也就不會存在。

法院認為，在類似于本案這樣的共同騎行活動中,大家組隊騎行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鍛煉身體、增進友誼，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降低風險。劉先生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且作為具有一定騎行經驗的騎行者，仍然不顧安全而飲酒騎行，并造成騎行返程中發生單方交通事故而死亡的嚴重后果，其自身對于損害后果的發生存在重大過失，應當承擔此次損害后果的主要責任。湯先生等7人的過失行為對其死亡結果的原因力非常小，且湯先生等7人在事發前盡到了一定的注意義務，在事發后積極參與救助。湯先生因作為組織者在騎行活動中較之一般參與者發揮著更大的作用，應當承擔相對較大責任，其他6人承擔相對較小的責任。

最終，北京一中院二審判決撤銷了一審法院判決，改判湯先生承擔8000元的賠償責任，其他6人每人承擔5000元的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