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由于贈與標的物房屋已完成權屬變更登記，權利已經發生轉移，因此李某并不享有贈與任意撤銷權。
其二，根據法律中有關贈與合同法定撤銷的情形規定，本案并不存在法定撤銷事由。
其三，“窮困抗辯權”是一種抗辯權利，需針對請求權行使，只有在受贈人要求履行合同時贈與人方得行使抗辯權，且此時贈與合同尚未履行完畢，因此李某在本案中以“窮困抗辯權”為由主張撤銷贈與，于法無據。
1.請求判令撤銷李某于2019年12月9日對張某關于2602號房屋50%份額的贈與；
2.請求判令張某配合李某將2602號房屋的產權重新登記為李某一人；
李某與張某原為夫妻關系，于2019年11月11日登記結婚，雙方均系再婚。2022年2月28日，張某將李某以離婚糾紛訴至法院，要求與李某離婚。經法院主持調解，雙方自愿達成協議，均同意離婚，法院遂于2022年6月21日作出（2022）京0106民初4379號民事調解書對上述協議予以確認。
李某婚前名下原有2602號房屋，房屋建筑面積85.11平方米。2019年11月11日，2602號房屋的產權人變更為李某與張某，登記原因為夫妻間房屋轉移，房屋共有情況為按份共有。2019年12月9日，2602號房屋的產權人變更為張某，登記原因為夫妻間房屋轉移，房屋共有情況為單獨所有。
2020年5月19日，李某（甲方）與張某（乙方）簽訂《夫妻財產協議》，約定：“雙方為合法夫妻。雙方在友好、平等、自愿的基礎上，達成以下協議：現有房產一處，位于北京市豐臺區X區1號樓26層2602號，不動產權號：京（2019）豐不動產權第X號，房屋建筑面積85.11平方米，對于該房屋不動產的歸屬，雙方約定為按份共有，甲方占有該房屋不動產權的50%，乙方占有該房屋不動產權的50%。雙方自愿簽訂，清楚了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并遵守約定內容。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協議簽訂后，雙方并未據此辦理2602號房屋的產權變更登記，現房屋仍登記在張某一方名下，房屋由李某實際居住使用。
李某主張，其應張某要求于2019年11月11日雙方登記結婚當日將其名下2602號房屋中50%的產權份額贈與給張某并辦理了產權變更登記，后又應張某要求于2019年12月9日雙方結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將2602號房屋100%的產權份額贈與給了張某并辦理了產權變更登記，后由于張某作出一系列對婚姻不誠實的行為導致雙方產生嫌隙，雙方遂于2020年5月19日簽訂《夫妻財產協議》，李某撤銷其對張某關于2602號房屋50%產權份額的贈與。現李某以其2019年11月11日、2019年12月9日兩次贈與是基于建立婚姻關系、維持婚姻穩定等特定的婚姻目的而實施的系列贈與行為，張某對此贈與目的明知，上述贈與在張某提起離婚訴訟時即喪失了贈與的目的，且由于李某屬于低收入群體，2602號房屋是其生存的重要基礎，繼續履行贈與合同將嚴重影響其工作和生活等為由，要求撤銷2602號房屋剩余50%產權份額的贈與并要求將房屋100%產權登記于李某名下。張某認可雙方對于2602號房屋產權份額進行變更登記的事實，但稱前兩次房屋產權登記變更均系李某主動自愿為之，而非應其要求，2020年5月19日簽訂的《夫妻財產協議》是其為了維持雙方的婚姻生活，雙方自愿達成的協議，并不存在撤銷贈與的意思表示。
為證明其訴訟請求，李某向法院提交如下證據：1.張某在離婚案件中提交的2020年2月22日雙方的談話錄音，證明張某在結婚后僅三個月即開始準備離婚證據，張某的婚姻動機值得質疑。張某認可該證據的真實性，但不認可其證明目的。2.李某名下北京銀行賬號尾號為4603的賬戶對賬單，證明張某曾于婚前以沒有安全感為由，要求李某贈與大量現金，李某借款后于2019年9月27日通過該賬戶向張某轉賬90000元。張某認可該證據的真實性，但不認可其證明目的。3.李某與其母親的部分微信轉賬記錄，證明由于李某經濟狀況顯著惡化，自己的收入不能維持基本生活，李某的母親自2021年3月開始每月給李某轉賬2000元接濟。李某稱其自2019年始做兼職代駕司機，由于疫情影響，其收入受到很大影響，現在平均月收入2100元左右。張某稱該證據與其無關。4.李某名下北京銀行賬號尾號為4603的賬戶2018年12月2日至2021年12月2日的對賬單、李某名下中國銀行卡號尾號為8014的賬戶2018年11月2日至2021年12月2日的交易流水明細清單，證明李某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張某稱無法就該證據發表質證意見。張某向法院提交其與李某的4段電話錄音、張某與李某弟弟的短信記錄截圖、張某與李某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行政處罰決定書等，證明張某與李某的夫妻感情破裂原因系由于李某存在家暴、酗酒等過錯行為。李某不認可上述證據的證明目的。
一審法院認為：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受贈人存在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近親屬的合法權益、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的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一年內行使。贈與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
本案中，李某曾分別于2019年11月11日、2019年12月9日先后兩次將其婚前個人名下的2602號房屋產權份額贈與給張某并辦理了相應的房屋產權變更登記手續，李某與張某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贈與合同法律關系。現李某以其贈與行為系基于特定婚姻目的，現其與張某之間已因張某提出離婚訴訟無法實現贈與目的，且其贈與行為造成其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為由，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行使贈與合同的任意撤銷權、法定撤銷權、“窮困抗辯權”等，主張撤銷其對張某關于2602號房屋50%產權份額的贈與。
經法院審查，其一，由于贈與標的物2602號房屋已完成權屬變更登記，權利已經發生轉移，因此李某并不享有贈與任意撤銷權。其二，根據法律中有關贈與合同法定撤銷的情形規定，本案并不存在法定撤銷事由。其三，“窮困抗辯權”是一種抗辯權利，需針對請求權行使，只有在受贈人要求履行合同時贈與人方得行使抗辯權，且此時贈與合同尚未履行完畢，因此李某在本案中以“窮困抗辯權”為由主張撤銷贈與，于法無據，且李某亦未舉證證明其贈與行為導致其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故對李某要求撤銷其對張某關于2602號房屋份額的贈與，并據此要求2602號房屋登記在其一人名下的訴訟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2.一審法院對于兩次贈與行為的相關事實未能查明。李某實施的兩次房產50%份額的贈與行為，均為張某主動提出要求，并不是李某主動贈與。
3.兩次贈與行為發生的時間和背景均具有特定背景和意義，李某基于對婚姻生活的鄭重期待，對其個人婚前財產未能盡到審慎管理責任。
4.一審法院未能采信李某提交的關于生活困頓的相關證據，忽略了李某屬于低收入群體的相關證據，且存在法定撤銷權法律適用不當問題。
二、一審法院適用法律不當。李某基于特定的婚姻目的實施了系列贈與行為，張某明確知悉李某贈與房產的特定目的，并且雙方就此目的達成一致。且李某認為張某在婚姻中存在“欺騙”意圖。因此，贈與合同應當在張某提起離婚訴訟時即喪失了合同目的，李某要求解除贈與張某的房產份額。綜上所述，李某認為一審法院事實認定不清、法律適用不當，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判如所請。
張某辯稱:同意一審判決，不同意李某的上訴請求和理由。夫妻財產協議、贈與協議都是應李某要求寫的，是李某主動給張某的。張某并未欺詐，與李某結婚就是為了好好過日子。
本院二審期間，李某提交手機短信截圖一份，用以證明其2023年1月16日起已領取失業保險，經濟狀況不好。張某對該證據真實性認可，證明目的不認可，失業保險與本案無關。
本院認為：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受贈人存在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近親屬的合法權益、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的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贈與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李某將其婚前個人名下的2602號房屋相應的產權份額經兩次變更登記贈與給張某，并辦理了房屋產權變更登記手續。2602號房屋現登記于張某一方名下，李某與張某之間構成事實上的贈與合同法律關系。李某上訴主張其贈與行為系基于維系婚姻的目的，現該目的已無法實現，且贈與張某相應房屋產權份額后致其生活困難，故其行使任意撤銷權、法定撤銷權、“窮困抗辯權”等，撤銷其2019年12月9日對張某2602號房屋50%產權份額的贈與。對此本院認為，一審法院對本案審理中涉及的贈與合同法律關系中的任意撤銷權、法定撤銷權及“窮困抗辯權”進行了充分的說明，本院表示認同，不再贅述。李某提供證據不能證明其主張，且該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信。綜上，李某的上訴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李某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