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婚姻家庭生活及情感經驗的成熟者、商業社會中經營企業的理性市場主體從事盈利經營活動的參與者，對于情感、金錢、家庭生活、商業盈利、個人債務認知等事項的把控和風險預估具備正常意識判斷能力，知悉《保證書》中雙方對于金錢往來交易記錄進行厘清、劃定、結算的書面約定所代表的法律意義及產生的相應法律后果。
本案中并無確實充分有效的證據證實謝某簽署《保證書》系在受到欺詐、脅迫、重大誤解等情形下所為，因此《保證書》第1點的約定合法有效，對謝某具有法律約束力。
黎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
1.判決謝某向黎某支付擔保款項36.8萬元；
2.本案的訴訟費用由謝某承擔。
潘某與謝某、黎某贈與合同糾紛一案的一審法院（2021）粵0113民初2951號《民事裁定書》中載明潘某訴稱“2003年7月21日，原告潘某與被告謝某在廣州市芳村區人民政府登記結婚。2018年6月27日，潘某與謝某辦理離婚登記，雙方自愿解除婚姻關系。2019年12月上旬，原告發現其與謝某婚姻存續期間，謝某與黎某相識，雙方開始發展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在此期間，謝某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給黎某。從2014年開始，黎某利用不正當關系，多次向謝某索要金錢。2014年8月份至2018年6月期間，謝某向黎某贈與款項共計3191559.04。原告與謝某是夫妻關系……”
廣州世迦萊建筑工程設計有限公司與黎某勞動爭議糾紛一案的一審法院（2020）粵0113民初567號《民事判決書》中載明（判決書第3頁）,謝某是廣州世迦萊建筑工程設計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世迦萊公司在該案中主張“…事實上，因為黎某與世迦萊公司法定代表人謝某是情侶關系，世迦萊公司長期有大量的款項交給黎某去掌管，其中包含了整個公司員工的工資及相關開銷。為此，世迦萊公司提供了世迦萊公司以及謝某銀行流水等，擬證實世迦萊公司向黎某曾匯入多筆款項，即便扣除仲裁裁決認定的工資318275.86元，黎某仍有款項尚未向世迦萊公司歸還”。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1民終23042號《民事判決書》中載明（判決書第2-3頁）,世迦萊公司上訴稱“……(2）黎某與世迦萊公司法定代表人謝某是情侶關系，其在公司擔任財務一職，可自由掌握包括工資、公司貨款等世迦萊公司的款項。(3）世迦萊公司以及世迦萊公司法定代表人謝某的銀行流水已證明與黎某之間在資金往來……（二）黎某屬于單方面解除勞動關系…但鑒于黎某系公司的財務主管以及負責行政工作……”
本案中，2009年謝某與黎某相識，后謝某在婚外與黎某建立情侶關系。
2018年8月9日，謝某簽署《保證書》,具體內容如下：
“本人謝某（身份證號碼）現向黎某（身份證號碼）作出以下承諾及保證：
1.黎某從2012年5月到2018年8月9日期間所有對外（包括私人信用卡貸款、私人網絡貸款、私人借貸形式）借入的債務全部由謝某承擔。金額為36.8萬元整。
2.從今以后，我們兩人以真誠的態度相處，不論任何情況，互相關愛，互相照顧，不離不棄。
3.從今天開始，謝某愿意將以后所有名下的財產、物業等均歸屬黎某名下持有，保證黎某有安穩和富足的生活。
4.不論日后生活遇到什么情況，我絕對不再以傷害黎某身、心的方式去對待。
5.我會妥善作出贍養雙方服務生活的計劃，令雙方父母得以安享晚年。
從今天起，我們兩個會以互相尊重的態度，重新建立相親相愛的關系，如半年后，雙方都愿意下，即可定下婚期婚約，讓我們幸福美滿一輩子。
本保證書一式肆份，保證人一份，黎某持一份，見證人各持一份。
保證人：謝某2018.8.9見證人：劉某2018.8.9。”
謝某在《保證書》第1點的“36.8萬元整”手寫處按手印、在保證人處簽名并按手印，劉某在見證人處簽名。
2019年6月，謝某與黎某結束情侶關系。
2019年7月8日黎某1向黎某建設銀行的賬戶（卡號：6262）轉入20000元，2019年7月12日黎某1向黎某工商銀行的賬戶（卡號：6277）分別轉入20000元和340000元。同日，黎某向黎某1出具，《借據》,具體內容如下：為了償還本人信用卡還款，私人網絡貸款，私人借貸的債務，黎某（身份證：）向黎某1（身份證：）借到金額380000元（大寫：叁拾捌萬圓整）。
黎某對于2012年5月至2018年8月9日的期間債務提供了《銀行流水》《轉賬記錄》《網絡借款平臺借款記錄》予以證明。
謝某提交證據1《微信賬單》、證據2《謝某建設銀行的個人活期明細信息表》、證據3《謝某的招商銀行戶口歷史交易明細表》,證明2018年8月9日之前謝某共向黎某轉款2406516.99元、2018年8月9日之后謝某共向黎某轉款193618元。庭后，謝某提交的《代理詞》中稱“六、2018年8月9日前后，謝某已向黎某贈與多筆款項，謝某贈與的已遠超黎某在本案所主張的金額。謝某與黎某之間長達十年的戀愛關系期間，其謝某持續性地向黎某贈與款項…”“根據上述的轉款統計、謝某共向黎某轉款共計2600134.99元。對于該筆數額巨大的贈與款項已足夠黎某償還2012年5月至2018年8月9日之間的債務”(《代理詞》第11頁）。被告將上述款項的性質定義為“贈與”。
謝某提交的上述證據中交易對手均為黎某的交易記錄里載明“2015年3月6日及2015年5月5日客戶摘要-車押宜信RXTY”（詳見被告證據第59頁）,“2015年3月6日及2015年5月5日客戶摘要-車押宜信RXTY”（詳見被告證據第59頁）,“2015年12月25日客戶摘要-謝某徐某借款2000差旅費RXTY,2015年12月26日客戶摘要-徐某謝某借款接待劉總RXTY”（詳見謝某一審證據第65頁）。
一審法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一審法院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應按照約定全面正確地履行自己的義務。
謝某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對其作出的法律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根據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謝某在2003年7月21日與配偶潘某登記結婚后，在婚外與黎某建立情侶關系，黎某的身份除了情侶關系人之外，亦在謝某作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里面擔任財務主管以及負責行政工作，雙方通過各自的銀行賬戶發生長期、多筆的交易記錄，謝某在與黎某的長期交往中并未建立合法婚姻關系，在2018年6月27日謝某與潘某辦理離婚登記后未與黎某建立婚姻關系，謝某離婚后不久的2019年6月亦與黎某結束情侶關系。在前述案情背景情形中，謝某在見證人劉某見證下于2018年8月9日簽署《保證書》,在《保證書》第1點的“36.8萬元整”手寫處按手印、在保證人處簽名并按手印；而《保證書》第1點中明確載明“1.黎某從2012年5月到2018年8月9日期間所有對外（包括私人信用卡貸款、私人網絡貸款、私人借貸形式）借入的債務全部由謝某承擔。金額為36.8萬元整”,該項內容清晰明確，謝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婚姻家庭生活及情感經驗的成熟者、商業社會中經營企業的理性市場主體從事盈利經營活動的參與者，對于情感、金錢、家庭生活、商業盈利、個人債務認知等事項的把控和風險預估具備正常意識判斷能力，知悉《保證書》中雙方對于金錢往來交易記錄進行厘清、劃定、結算的書面約定所代表的法律意義及產生的相應法律后果，本案中并無確實充分有效的證據證實謝某簽署《保證書》系在受到欺詐、脅迫、重大誤解等情形下所為，因此，《保證書》第1點的約定合法有效，對謝某具有法律約束力。謝某所主張的該約定系附條件贈與，理據不足，一審法院不予采信。
《保證書》第1點約定的債務承擔內容，雖然不能對抗黎某、謝某之外的主體，但對于謝某具備法律約束力，謝某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按照約定全面正確地履行自己的義務，黎某有權向謝某主張追償。黎某的訴請，依據充足，一審法院予以支持。
《保證書》簽署后即2018年8月9日之后謝某向黎某的轉款，謝某將該款項的性質自認為“贈與”,系屬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自由處分，一審法院予以照準。
綜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力的若干規定》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七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七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百零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七條規定，一審法院判決如下：謝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向黎某支付36.8萬元。
謝某上訴事實和理由：一審判決認為保證書“內容清晰明確，謝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婚姻家庭生活及情感經驗的成熟者、商業社會中經營企業的理性市場主體從事盈利經營活動的參與者、對于情感、金錢、家庭生活、商業盈利、個人債務認知等事項的把控和風險預估具備正常意識判斷能力，知悉《保證書》中雙方對于金錢往來交易記錄進行厘清、劃定、結算的書面約定所代表的法律意義及產生的相應法律后果”,一審判決的論述中并未對保證書的性質進行評析，謝某簽署的該份《保證書》屬于債的加入、債的擔保、附條件贈予，或情誼行為，一審法院并未對此作出明確認定。在沒有清晰的法律關系認定的前提下，一審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無法律依據。
首先，看到《保證書》通篇內容都是謝某作出的關于二人關系的長久承諾，包括“兩人以怎成的態度相處、不論任何情況，相互關愛，相互照顧，不離不棄”、“從今天起、我們兩個會以互相尊重的態度、重新建立相親相愛的關系，如半年后，雙方都愿意下，即可定下婚期婚約，讓我們幸福美滿一輩子”等，從這些內容即可看出，作出保證書的行為本身是一種情誼行為，并非一種法律行為，僅是謝某在雙方爭吵時為維護二人關系所作出的情誼行為，該種行為不代表任何確立、變更法律關系的意思表示，該種行為并非法律行為。
其次，該《保證書》并無黎某的簽名，因此該等保證書更沒有任何可能認定為雙方達成合意的協議，不屬于借款或者還款協議。
再者，黎某并無明確證據對2012年5月到2018年8月9日期間的債務進行特定化，即沒有對應的36.8萬元債務，黎某所舉證只是其向父親在前述借款期之后補簽了一份借據，以此證明其通過向父親借款以償還其他平臺的借款，但實際上黎某并無直接對應的2012年5月到2018年8月9日期間的36.8萬元債務，更無提及任何債權人，謝某所簽署的該份保證書既非債的保證，也非債的加入。
退一步而言，即使認定《保證書》并不是情誼行為，亦應認定為附條件的贈與行為，以雙方情侶關系的維持為贈與條件。由于雙方情侶關系破裂，贈予的條件未能成就，謝某當然無義務支付任何款項，再者，謝某已舉證向黎某支付大量贈與款項，已十數倍地超過《保證書》所載明的36.8萬元，贈予轉款也是《保證書》約定的時間或之后發生的，若要論及支付《保證書》上載明的36.8萬元，則謝某早就已經付清。黎某提出本案的起訴追索，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綜上，懇請二審法院依法撤銷一審判決，駁回黎某的全部上訴請求。
二審法院另查明，二審期間，謝某提交3組證據：證據1.(2021）粵0606民初13340號《民事判決書》,證據2.(2022）粵06民終8316號《民事判決書》,證據3.銀行流水整理表，擬共同證明：謝某在婚姻存續期間，違背夫妻忠誠義務，向黎某贈與大量資金，其中包含大量資金用于償還黎某信用卡等各項債務，包含本案黎某所訴部分。實際上，謝某支付用于幫助黎某還債的款項遠超出本案所訴金額，該事實已經另案生效裁判文書審理查明。黎某質證稱：真實性、合法性確認，但關聯性不予認可。該案件中，該證據即使是證明謝某存在向黎某贈與款項的事實也不屬于本案審理的范圍，應另案主張。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案涉款項的支付問題，謝某雖上訴稱應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駁回黎某的全部訴訟請求，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結合雙方陳述及提交的證據可知，對于謝某在與原配偶離婚后簽署《保證書》的行為，謝某一審審理中明確表示為只是一個附解除條件的贈與，該意思表示明確具體，且有見證人簽名，并無證據顯示有欺詐、脅迫或重大誤解、趁人之危等可變更或撤銷之情形，謝某在此之前亦未行使撤銷權，該保證書無需對方簽字確認即可產生相應法律效力，且從“如半年后，雙方都愿意下，即可定下婚期婚約”等表述可知，謝某并未明確若未能定下婚期婚約，該協議自動解除，黎某提交的證據亦有顯示在此之前存在相應債務，謝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清楚知悉簽署保證書的法律后果，一審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訴辯、提交的證據對本案事實進行了認定，并在此基礎上依法作出一審判決，合法合理，且理由闡述充分，本院予以確認，謝某的上訴請求理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一審認定事實清楚，判決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