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短視頻平臺興起，觀看直播已成為人們日常消遣的一種方式，直播形式的多樣化吸引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用戶。有些用戶為了討主播歡心，憧憬著成為“榜一大哥”，不惜花重金打賞。那么這其中不乏有已婚人士，當其用夫妻共同財產進行打賞，配偶一方能否主張金錢返還呢？

案件情況：

原告李麗與被告孫濤系夫妻關系，被告孫濤于2020年至2021年12月多次登錄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的網絡平臺，觀看北京某科技公司網絡平臺主播的視頻直播。主播在直播間宣傳“幸運魔盒”烘托刷禮物的氛圍，被告孫濤數次通過該平臺賬戶轉款，用于充值“幸運魔盒”產品，再將禮物刷到主播直播間。在直播間內，通過互動，平臺主播知曉被告孫濤已婚并育有兩子女的事實，仍然誘導被告孫濤向其打賞禮物。被告孫濤打賞總金額高達90000余元，均系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

原告起訴法院，請求依法判令二被告之間的贈與行為無效，并要求北京某科技公司返還原告夫妻共同財產9萬元。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辯稱，直播平臺與主播及被告孫濤之間均系網絡服務合同關系，不符合贈與合同的性質。

法院觀點：

本案中，被告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平臺的主播為用戶提供直播等服務，被告孫濤在接受主播的服務后，獲得精神層次上的愉悅，對直播平臺的主播進行打賞，亦是一種消費行為，雙方之間實際上存在對價給付，即時成立網絡服務合同關系，同時亦即時履行。原告未能提供證據證明二被告之間存在合同無效的情形，故對原告要求判令二被告之間的贈與行為無效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條規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夫妻雙方發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與相對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夫妻之間對一方可以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范圍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原告與被告孫濤系夫妻關系，二人對夫妻共同財產有平等的處分權，被告孫濤系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平臺主播在接受打賞時，沒有義務去探究款項是否為被告孫濤夫妻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同時，打賞的貨幣為種類物，而非特定物，相對人一般以持有狀態來分辨歸屬情況，且平臺主播取得該打賞款項系基于其自身的直播服務，因本案適用善意取得的相關規定，平臺主播屬于善意取得相對人，原告不得以未經其同意為由相對抗，故對原告要求被告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返還原告夫妻共同財產90000元的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網絡平臺打賞行為的定性，通常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認為構成網絡服務合同關系，另一種則認為構成贈與合同關系。主要的區別在于法律關系是否存在對價。網絡直播打賞通常發生在用戶觀看直播、與主播交流的過程中，打賞是用戶對主播提供的表演或者互動服務的報酬，而主播接受虛擬禮物亦是其獲得正當報酬的方式，該打賞行為屬于一種非強制性對價支付，不屬于無償、單務的贈與合同性質。故用戶打賞行為背后是其用財產購買了精神類的服務產品，屬于典型服務合同的要件。此外，網絡平臺給用戶和主播的互動過程提供了相應的網絡服務，其與雙方均構成網絡服務合同關系。

關于是否侵害夫妻共同財產處分權的判斷。夫妻對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共同財產享有決定權，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除物質需求外，正當途徑的娛樂活動追求的精神愉悅也屬于日常生活的部分，用戶使用夫妻共同財產進行打賞時，本身并不當然無效。實踐中判斷打賞行為是否系無權處分，法官一般會從打賞的次數、金額、及是否違背公序良俗等因素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