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報案例：法院認為違背“常理”的13種情形

1.顧然地訴巨星物業排除妨礙、賠償損失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3年 第6期）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認為：原告顧然地是三和花園4號樓29e室的業主，對該室享有建筑物區分所有權。29e室內的墻板、樓板與該樓其他墻板、樓板一樣，是使該樓能成為獨立建筑物的不可分割部分，應屬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的財產。顧然地如果按照設計的用途和設計的荷載量使用29e室內的墻板、樓板，他人無權干涉，但如果超出設計允許的限度使用墻板、樓板，就應該征得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的同意。29e室內雖然設計了三間浴室，但最大一間的使用面積也只有10.39平方米。顧然地的浴缸，上口面積達9.754平方米，根據日常生活經驗，這個浴缸無法安裝在顧然地的浴室內。若安裝在室內其他部位，則勢必改變房屋的設計布局和用途。況且該浴缸注滿水后的重量，超出了每平方米最大280公斤的樓板設計荷載量。長期使用這個浴缸，不僅顧然地的安全不能保證，且勢必危及相鄰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的安全。在此情況下，顧然地必須征得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的同意，才能放置這個浴缸，否則既是對共有財產的侵犯，也是對相鄰關系的損害。

巨星物業作為物業管理企業，接受業主委員會的委托，對三和花園進行物業管理。巨星物業對原告顧然地吊裝浴缸的行為加以制止，是其管理職責所在，并無不妥。對這個從面積看無法在浴室安裝、從重量看不能在29e室其他部位安裝的浴缸，顧然地堅持要求放入29e室。浴缸的特定功能是洗澡，將這個浴缸放在室內，其雖然承諾不使用，但這種承諾有悖常理。巨星物業從保障物業安全的角度出發，對這一承諾表示懷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巨星物業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且無侵權事實。

 

2.周培棟訴江東農行儲蓄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6年 第2期）

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證人萬孝喜證實，周培棟發現借記卡被他人調包后，立即向江東農行的營業員提出掛失，營業員要求周培棟持與借記卡配套的存折去原開戶行進行掛失，這是造成遲延掛失的原因。而江東農行以證人彭小玲的證言予以反駁。彭小玲的證言稱，其已及時提醒周培棟在該分理處辦理掛失手續，周培棟予以拒絕，因此遲延掛失。證人萬孝喜是周培棟雇用的摩托車司機，證人彭小玲則是江東農行的營業員，與江東農行存在利害關系。結合周培棟于19日13時20分離開火車站分理處，13時47分即趕到樂群里分理處口頭掛失的事實，分析兩位證人的證言，在借記卡被盜，卡內存款隨時有丟失風險的情況下，如果彭小玲的證言屬實，周培棟何必舍近求遠地辦理掛失手續？故不能采信這個與常理相悖的證言。而對于證人萬孝喜關于遲延掛失的原因是“營業員要求周培棟持與借記卡配套的存折去原開戶行進行掛失”的證言，應當予以確認。在周培棟能提供身份證和個人密碼的情況下，江東農行營業員沒有按照《中國農業銀行金穗借記卡章程》第九條規定及時給其辦理電話掛失，是造成周培棟卡內存款被盜取的主要原因。

 

3.孟元訴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5年 第2期）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通常情況下，由一個人代表他人簽訂國內旅游服務合同是完全正常的。合同簽訂時，參加旅游一方明確人數即可，游客的具體姓名，可以在以后進一步明確，旅行社根據對方提供的人數即可以履行預定機票和酒店客房的義務。本案中，當事人已在合同上簽字，并當場繳足了六人的全部費用，應認定合同已經生效。雖然中佳旅行社向椰林大酒店、賽特國旅付款訂房、訂機票時，沒有具體游客的姓名，但考慮到旅行社是根據商業慣例在保證其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履行預定機票和酒店客房義務的，中佳旅行社關于4月22日已為上訴人預訂了機票和酒店客房的說明合乎常理，且有相應的證據，認定其主張成立，并無不當。

 

4.張志強訴徐州蘇寧電器有限公司侵犯消費者權益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6年 第10期）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蘇寧公司主張因第一臺冰箱的隨機單證沒有收回而未提供第二臺冰箱的隨機單證，張志強可憑第一臺冰箱的隨機單證就第二臺冰箱享受售后服務。對此法院認為，隨機單證是商品的身份證明，與商品一一對應，具有不可替換性。蘇寧公司的上述主張既不符合常理，也與商品單證的特性不符，且蘇寧公司在本案一審、二審乃至再審期間始終未出示該隨機單證，不能確定第二臺冰箱是否附有隨機單證，亦即不能確定第二臺冰箱是未經使用過的新機器，故對蘇寧公司的抗辯主張不予支持。

 

5.鄭克寶訴徐偉良、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長興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8年 第7期）

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徐偉良在為涉案保險車輛投保機動車輛第三者責任險的同時，還為該車投保了車上人員責任險。徐偉良與財保長興支公司訂立的車上人員責任險保險條款規定，因發生意外事故造成保險車輛車上人員的人身傷亡，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經濟賠償責任的，保險人負責按照責任限額予以理賠。據此可以認定，這里的“車上人員”僅指發生意外事故時身處保險車輛之上的人員。如果某人在意外事故發生前是保險車輛的車上人員，意外事故發生時已經置身于保險車輛之下，則不屬于保險車輛的車上人員。由此進一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判斷因保險車輛發生意外交通事故而受害的人屬于“第三者”還是屬于“車上人員”，必須以該人在交通事故發生當時這一特定的時間是否身處保險車輛之上為依據，在車上即為“車上人員”，在車下即為“第三者”。同時，由于機動車輛是一種交通工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機動車輛之上，故涉案機動車輛保險合同中所涉及的“第三者”和“車上人員”均為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臨時性身份，即“第三者”與“車上人員”均不是永久的、固定不變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轉化。

本案中，涉案交通事故的事實，是鄭克寶被涉案保險車輛碾壓致傷。該事故發生前，鄭克寶的確乘坐于涉案保險車輛之上，屬于車上人員。但由于駕駛員遇到緊急情況時操作不當，導致涉案保險車輛失控，將鄭克寶甩出車外，隨后被涉案保險車輛碾壓至重傷。因此，涉案交通事故發生時，鄭克寶不是在涉案保險車輛之上，而是在該車輛之下。如果鄭克寶在涉案交通事故發生時是涉案保險車輛車上人員，則根本不可能被該車碾壓致傷。因此，財保長興支公司僅以鄭克寶在涉案交通事故發生前乘坐于涉案保險車輛之上的事實，即認為鄭克寶屬于涉案保險車輛車上人員、涉案交通事故責任應當按照車上人員責任險理賠；其觀點不僅不符合涉案保險合同的規定，亦有悖于常理。

 

6.青島中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訴徐獻太、陸素俠物業管理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7年 第9期）

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原告中南物業南京公司在發現被告徐獻太、陸素俠對所購麒麟錦城小區房屋南陽臺外的庭院綠地實施改建后，分別于2005年11月1日、2006年3月21日向徐獻太、陸素俠發出整改通知，要求徐獻太、陸素俠停止對該庭院綠地的改建，恢復原狀。徐獻太兩次簽收了中南物業南京公司出具的整改通知單。庭審中，徐獻太雖然主張其僅簽收過一次中南物業南京公司出具的整改通知單，而且在簽收時并未查閱整改通知單的具體內容，但未能舉證加以證明，且其關于未查閱整改通知單的具體內容即予以簽收的主張有悖常理，故不予支持。

 

7.泛華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公司與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8年 第2期）

最高法院認為，人壽(集團)公司購買泛華大廈的目的系為解決辦公用房之需，因泛華公司一直未能交付訟爭房屋，人壽(集團)公司至今仍于他處租賃房屋辦公。于此情形下，依泛華公司的上訴主張人壽(集團)公司于房屋交付期限屆至后長期不主張權利，既不符合本案《商品房預售(預購)合同》的訂立目的，亦有違常理。且泛華公司于上訴請求中一方面主張，根據相互往來函件，雙方已對交房期限達成了新的變更，另一方面又認為雙方對交房事宜從來沒有協商過，人壽(集團)公司從未催促過泛華公司交付房屋。該兩項上訴主張，前后表述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8.王永勝訴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09年 第2期）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認為：中行北京天緣公寓支行提供的交易明細所顯示的前述35 140元被支取的時間為2007年12月3日晚22時22分9秒至2007年12月 4日凌晨0時33分53秒，這個時間段離原告在光華路自助柜員機取款的時間不足兩個半小時。根據常理推斷，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原告不可能從南京到北京取款。因此，中行河西支行不能證明該35 140元系按原告的指示予以支取，仍應就35 140元向王永勝承擔給付責任。

 

9.張致清與馮照霞、崔楓、新鄉市新華綜合服務有限責任公司侵權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1年 第7期）

最高法院認為，本案焦點問題是張致清與新華服務公司是否存在房屋買賣關系。首先，張致清與新華服務公司雖沒有訂立書面房屋買賣合同，但張致清認可1983年將訟爭房屋移交給新華服務公司時收取了2000元，而張致清之父張保興在1982年購買該房屋時支付的房款為1100元，即使考慮張保興對房屋進行過翻修，將該2000元認定為房屋買賣價款，也符合常理。而且，房屋由張致清移交他人使用已長達20多年，該2000元對價與使用該房屋20多年應付的費用相比甚微。由于交付2000元款項時，雙方并無房屋使用期限的約定，根據當時房屋的價格，張致清主張2000元屬房屋使用費，不合常理，該數額與當時房屋的價格相當，更符合購房款性質。

其次， 1983年，我國房屋登記制度尚不完善，房屋產權轉讓時不辦理過戶登記而采取移交產權證明形式的情況也較普遍。張致清將房屋移交新華服務公司使用時，將政府頒發的證明房屋產權的契紙也交與新華服務公司，能夠體現張致清轉讓房屋產權的真實意思。

最后，張致清從把訟爭房屋移交給新華服務公司使用到起訴時已超過20年，新華服務公司和馮照霞的占有使用是連續的、公開的、和平的，而張致清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內，沒有就此主張過權利，表明其長期對他人占有使用該房屋并無異議，如果認定張致清沒有轉讓房屋產權，其作為所有人長期怠于行使權利，與一般房屋所有人對權利的關注，形成較大反差，明顯不合常理。綜上所述，張致清與新華服務公司之間已形成房屋買賣合同關系。

 

10.趙俊訴項會敏、何雪琴民間借貸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4年 第12期）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原告趙俊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產，且從事經營活動，故其具有相應的現金出借能力。但其亦表示向被告項會敏出借200 000元時，其本人因購房負擔著巨額銀行貸款。為此，法院給予原告合理的舉證期限，要求其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其資產狀況和現金出借能力，并釋明逾期舉證的法律后果。嗣后，原告明確表示拒絕提供相應的證據。法院認為，原告明確表示放棄繼續舉證權利，而其提供的現有證據亦并未能證明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實以及原告本人的資金出借能力，其陳述的借款過程亦不符合常理，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11.華鎮名與孫海濤、吉林市軒宇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4年 第5期）

最高法院認為，?孫海濤在本院開庭詢問時陳述，其在與軒宇公司簽訂合同的當天即2006年3月2日，軒宇公司就將鑰匙交給其妻。經查一審庭審筆錄，其陳述是軒宇公司將鑰匙交給了他本人。對鑰匙究竟是交給他本人，還是其妻，孫海濤的陳述前后矛盾。訟爭網點所在建筑在2006年3月并未竣工驗收，水、電、氣都沒有通，該樓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考慮到一般情況下交鑰匙時都必須預交水、電、氣等費用，且是辦理了入戶手續后才由物業公司將鑰匙交給住戶，而孫海濤簽合同當天拿到鑰匙的陳述不僅不符合常理，而且其陳述自相矛盾，對房屋鑰匙交給誰這樣的重大行為，如果真的是當天交了，孫海濤應當記得非常清楚。根據商品房買賣合同第十一條的約定，雙方進行驗收交接時，要簽署房屋交接單，但孫海濤并沒有提供交付鑰匙的任何證據。孫海濤的代理人王冬梅律師在二審的代理詞中寫到：“2006年年底被告軒宇向上訴人交了鑰匙”。綜合考慮以上因素，本院確信2006年3月2日軒宇公司并沒有將訟爭網點的鑰匙交給孫海濤或者其妻。

 

12.陳呈浴與內蒙古昌宇石業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6年 第3期）

最高法院認為，5．3補充協議對5．1協議的風險負擔進行根本變更，不合常理，陳呈浴對此變更不能進行合理說明。根據2004年9月26日陳呈浴、劉景印與昌宇公司簽訂的《內部承包合同》，陳呈浴等在獲得采石生產、定價、銷售所屬礦山產品權利的同時，對生產、銷售活動中所需的資金、物力等均需自行解決，自行承擔在生產經營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責任；同時，陳呈浴等還需一次性給付50萬元開發補償費，并據商品荒料的價格按比例向昌宇公司交納補償金。可見，合作合同的風險主要在陳呈浴一方。之后，雙方簽訂2005年5月1日《補充協議》，決定終止上述《內部承包合同》，該《補充協議》雖有昌宇公司同意以優惠條件與陳呈浴簽訂新合同之內容，但同年5月1日簽訂的5．1協議仍有陳呈浴負責生產、銷售活動的資金、人力、物力以及稅金，承擔生產經營活動中因自身原因引起的各項責任義務等內容；同時，5．1協議還對協議履行期間陳呈浴不合理開采、開采權轉讓、不按約給付補償金等約定昌宇公司享有單方解除權，并約定因此造成的損失由陳呈浴自行承擔。可見，陳呈浴與昌宇公司無論在前的《內部承包合同》還是在后根據昌宇公司給予陳呈浴優惠條件簽訂的5．1協議，合作風險幾乎全部由陳呈浴承擔。但5．3補充協議對雙方合作合同期間的風險作了完全相反的約定，即合作合同風險完全轉移到昌宇公司一方。根據該5．3補充協議內容，無論協議有效或無效、昌宇公司單方或法院判定協議解除或終止，昌宇公司均有義務對陳呈浴除經營損失外的全部投入予以退還。同時，該《補充協議》有關剝奪他方鑒定申請權及明確訴訟管轄地等內容，進一步將風險完全轉移到昌宇公司一方。

本院認為，在合同當事人的締約地位并未改變，且依約昌宇公司全部礦山使用補償費僅240萬元的情況下，上述約定超出了合作協議的合理范圍，不合常情、常理；陳呈浴對僅時隔一天后簽訂5．3補充協議根本變更5．1協議內容，雖解釋是受到昌宇公司和他人所簽合同的影響，但并未提供相關證據予以支持，其解釋的可信性不足。

 

13.黃光娜與海口棟梁實業有限公司、廣東省陽江市建安集團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商品房銷售合同糾紛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2016年 第9期）

最高法院認為，關于黃光娜未參與前述訴訟能否歸責于其本人的問題。根據（2014）瓊環民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查明的事實及黃光娜本案起訴內容，其與棟梁公司系在陽江公司訴棟梁公司一案訴訟過程中，就案涉房屋簽訂買賣合同，當時黃光娜為持有棟梁公司50%股份的股東。在前述陽江公司訴棟梁公司一案審理結果勢必影響黃光娜重大權益的情況下，黃光娜未舉證證明其在提起本案撤銷之訴前，知悉二審判決結果較知曉該案整個訴訟過程的條件有何不同。本案一審法院依據黃光娜股東身份、當時持股比例，及案涉房屋買賣合同簽訂與前案起訴時間的關系，推定黃光娜知曉前案，符合常理和企業一般經營決策慣例。一審裁定認定黃光娜應當知曉前案訴訟情況，其不能證明因不能歸責于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該案訴訟，故其提起的本案訴訟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關于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受理條件的規定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