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大代表馬列堅表示，“奪子戰爭”類事件雖然絕對數量不大，但對父母和孩子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傷害。據了解，2022年市婦聯委托市律協開展專項調研，發現在婚姻家庭糾紛的任何階段都可能發生搶奪、藏匿或拒絕探視行為現象，絕大多數已持續半年以上。

在發生搶奪、藏匿或拒絕探視行為后，失去撫養、探視權的一方會選擇多種渠道進行維權，包括與對方溝通協商、向法院起訴、報警、向居村委婦聯等組織求助等，但是多數維權無效。搶奪子女、拒絕探視為何成為“老大難”？馬列堅分析，主要在于法律規定缺失造成行為認定失范；缺乏有效干預手段和救濟途徑；對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存在認知差異。

為此，她建議推動地方立法調研和試點，對搶奪藏匿子女的行為進行定義和規范。在本市司法實踐中對搶奪、藏匿及拒絕探視行為的定義和性質進行規定及制定罰則。在家事類案件辦案指引中設置“臨時探望”機制，試點開辟第三方協助下的臨時探望平臺，發布典型案例供轄區內基層法院參考。

同時，將“禁止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納入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法定事由。她建議司法實踐中明確規定搶奪藏匿及拒絕探視孩子的行為被視為家庭暴力的一種，可向法院申請開具人身安全保護令。

她還建議相關部門加大正向引導，民政可以組織社會力量（如專業的心理機構、公益組織等）共同研究提供相關婚姻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專業課程，引導群眾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傳授和睦家庭及和諧親子關系的經營方法，以減少搶奪、藏匿子女等行為發生。

市高院表示，不論是搶奪、藏匿子女，還是拒絕對方探望子女的行為，均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亦存在進一步激化家庭矛盾，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問題。為此市高院提出了相關措施。首先，明確對搶奪、藏匿子女以及拒絕權利人探望未成年子女等行為所采取的制裁措施。

在撫養權訴訟中，一方當事人是通過搶奪、藏匿子女的方式爭奪子女撫養權的，在認定撫養權歸屬時作為負面因素予以評價。對于非法使未成年子女脫離監護，導致親子關系或者近親屬關系遭受嚴重損害，監護人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依法予以支持。

探望權案件執行中，一方當事人多次拒絕、阻撓另一方當事人正當行使探望未成年子女的權利，依法將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予以懲戒。另一方當事人起訴請求變更撫養關系的，應將拒絕探望的情形作為變更撫養關系重要考量依據。

一方當事人通過搶奪、藏匿子女，致使有撫養權的一方無法實際與子女共同生活，情節嚴重，符合“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之規定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目前，上海法院已經在家事改革過程中先行先試家事調查機制、探望監督人制度。在撫養權訴訟中，全市各法院已通過婦聯、團市委等引入社工參與未成年人生活、學習情況的調查，社工制作的相關調查報告系考量未成年人與哪一方共同生活時的重要依據。探望監督人制度通過設立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第三人（親屬或者婦聯等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為探望監督人，由第三人監督探望的實行，促使在離異父母矛盾較深的情形下，子女仍能與不共同生活的一方保持定期接觸，保障子女與父母間情感的維系。探望監督人制度現已在普陀、靜安、長寧等法院得到有效實施，現在全市法院正全面推進上述制度落實落地。

同時，市高院還將積極探索，結合未成年人的實際需求，適當拓寬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保護措施。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為對無法與子女生活的一方以及未成年子女本身均會造成較大的心理傷害，系家庭暴力中的一種表現形式。積極借鑒外省市的經驗，在特定案件中，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將“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列為人身保護令的一項禁止性行為，對當事人形成威懾。預防和避免夫妻關系緊張期間，發生“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行為，進一步加劇矛盾，加深對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傷害。

除此之外，上海法院還將進一步加強法治宣傳，引導群眾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在涉及子女撫養、探望等家事案件中，引導當事人形成“未成年人本位”的處理模式，避免將夫妻、家庭之間的矛盾沖突演變為爭奪子女的大戰。

來源：上海法治報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