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被繼承人生前將取款密碼告知部分子女由其自行支取的行為，在司法實踐通常分為兩種審理思路。一類將該種行為默認為贈與，該類法院往往會主張為該子女所提取款項已經用于被繼承人的生活，或是被繼承人生前已經贈予其。在這種情況下其他繼承人很難舉證被繼承人當時是否知情或自愿，較難將該筆款項納入遺產范圍。如西寧中院（2023）青01民終2348號判決“被繼承人將118萬元存款的取款密碼告知部分子女自行支取，應當視為已經對該118萬元存款行使處分權，完成贈與子女行為。”

另一類法院對該類案件舉證要求更為嚴苛。上海市第一中院《法定繼承糾紛案件的審理思路和裁判要點》明確“對于被繼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大額轉出的情形，若操作人非被繼承人本人，則要先認定被繼承人對轉賬事宜是否知情。在不能認定被繼承人知曉轉賬事宜的情況下，需要實際轉賬人舉證證明轉賬目的和用途，如實際轉賬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釋和說明，則應將轉出款項列入遺產范圍進行分割。”

本案中，上海二中院在二審中便是秉持該審理思路。被告憑借密碼提取被繼承人大額款項，但無法進一步舉證被繼承人存在將該筆款項贈與其的真實意思，因此不能直接推定該筆款項為贈與，而應作為遺產予以分割。蔡律師更認可第二類裁判思路，應要求提取款項的繼承人進一步舉證。因部分被繼承人年事已高或身患重病，告知子女取款密碼交由其保管存款的行為并不少見，而子女提取存款的不同情形更是復雜，并不應據此直接推定被繼承人給予密碼的行為等同于贈與銀行卡內存款。

蔡律師在案例檢索時發現，在(2021)滬02民終10482號案件中，上海二中院對于該種情形進一步明確為“交付銀行卡及告知密碼并不等同于將相應賬戶內款項的交付”，后續對該案件另文評析。

案情簡介：

李梅與老鄒是夫妻，生育了小梅、小鄒兩個女兒。2022年12月7日，李梅報死亡。2022年12月29日，老鄒報死亡。在李梅與老鄒死亡前，小鄒于2020年9月3日提取了其兩人的存款1,700,000元。在李梅與老鄒死亡后，小鄒提取了其兩人的存款718,998元。

小梅認為小鄒在兩名被繼承人去世前提取的170萬元存款應作為被繼承人的遺產由小梅、小鄒依法繼承，小鄒認為該筆款項系李梅與老鄒對其的贈與，二人遂訴至法院。

一審法院觀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小鄒在兩被繼承人死亡前提取的其兩人存款1,700,000元是否是對小鄒的贈與。按取款的金額，需有存款人的身份證件與賬戶的取款密碼，故小鄒取款顯然是基于兩被繼承人的授意，根據取款的時間與兩被繼承人的死亡時間，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兩被繼承人并未就小鄒的取款主張權利，故應視為兩被繼承人生前對小鄒的贈與，小梅所提供的證據并不能推翻上述事實。小鄒處另有兩被繼承人的錢款718,998元為兩被繼承人的遺產，由小梅、小鄒進行均等繼承。

二審上海二中院觀點：

本院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被繼承人因年邁入住養老院期間，為了便于日常生活支出取款所需而將身份證件、銀行卡、取款密碼交由女兒小鄒保管符合常理。170萬元系巨額財產，不能僅憑小鄒從被繼承人銀行賬戶提取了170萬元的事實，得出被繼承人有將170萬元贈與小鄒的意思表示，小鄒應對此進一步舉證。在小鄒未提交證據證明被繼承人生前知曉小鄒提取上述170萬元的情況下，亦不能以被繼承人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未就小鄒的取款主張權利為由，認為170萬元系被繼承人對小鄒的贈與。小鄒主張170萬元系被繼承人對其的贈與，但一審時未提交證據予以證明。二審時小鄒雖提交通話錄音、銀行賬戶交易明細、鄒孝敏的書面說明等證據，但因無法確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或關聯性，故不予采信。綜上，一審判決認定小鄒在被繼承人死亡前提取的170萬元，系被繼承人對小鄒的贈與依據不足，存在錯誤，本院對此予以糾正。

案例索引：(2024)滬02民終1775號，以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