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年輕人初入社會時往往囊中羞澀，父母為托舉孩子改善生活，出資為子女購買房產是常有之事。受傳統觀念影響，雙方通常不會以書面形式明確這筆款項的性質。然而，一旦雙方產生糾紛，該出資究竟屬于贈與還是借貸，往往會成為爭議焦點。

司法實踐中，對于父母出資購房的款項定性存在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父母為子女出資發生在婚后的構成對子女夫妻二人的贈與。如(2022)蘇08民終897號案例：“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如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應視為父母贈與雙方的夫妻共同財產。”另一觀點則為：父母出資為子女買房，除明確表示贈與之外，應當視為以幫助為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子女負有償還義務。如(2019)京民申2635號案例：“雖然在當前高房價背景下，部分子女經濟條件有限，父母在其購房時給予資助屬于常態，但不能將此視為理所當然，也絕非法律所倡導，否則嚴重違背法律公平正義之理念。子女成年后，父母已經盡到了撫養義務，并無繼續提供供養的義務。子女買房是父母出資，除明確表示贈與外，應當視為以幫助為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子女負有償還義務，本院對此不持異議。”本案一二審法院同樣皆持此觀點。

本案特殊之處在于，一是購房人為未婚狀態，房屋用于其個人生活，不涉及夫妻共同財產爭議；二是購房人與其父母溝通過程中多次出現“借錢”“還錢”等字眼，說明雖然未簽署書面協議，但雙方皆明晰該筆出資性質，這也成為法院認定雙方存在借貸合意的依據；三是購房人已成年并在國外工作，具備獨立生活能力，而其父母已退休無經濟來源，出于平衡各方利益及維護公序良俗角度，法院也會更偏向于其父母一方。

案情簡介：

原告劉剛與第三人董紅原系夫妻，現已離婚，被告劉小紅系原告與第三人之女。劉小紅在日本工作，三方商量在日本買房，為此，劉剛將其名下位于北京的房產作抵押進行貸款。

劉剛提供銀行流水顯示，其自2019年6月至2023年2月通過國際匯款方式向劉小紅支付共計人民幣433218元。此外，劉剛曾將其貸款所得的其中20萬元人民幣交由董紅。因劉小紅在日本購房資金不足，該款項最終由董紅轉付給劉小紅。劉剛主張以上款項共計633218元是劉小紅向劉剛的借款，均用于劉小紅在日本購房。

劉剛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圖中，劉小紅所發信息為：“借你的錢我會全數奉還……”劉剛據此主張劉小紅承認向劉剛借款并承諾全部償還。

現劉剛訴請劉小紅返還上述款項并支付逾期還款利息。

一審法院觀點：

當事人實施具體民事行為的行為屬性，應當根據當事人實施該行為時的意思表示認定。但是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往往有時掩飾在其行為之背后的，因此，當事人實施具體民事行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能單從當事人的行為表象去簡單進行認定。父母可以在子女購房時給予資助，但并非是法定義務，被告系成年人，且已工作，作為被告的父親，已經盡到了撫養義務，并無繼續供養的義務，原告以自己名下的房產抵押貸款資助被告在日本購房，且本案被告在微信中不止一次提到還錢，因此，在原告未明確表示贈與的情況下，應視為原告以幫助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被告人應負有償還義務。

?

二審法院觀點：

涉案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的借貸關系雖無借條等借款憑證，結合中國社會傳統習俗考慮，兒女向父母借款而不出具借條在現實生活中亦較為普遍，被上訴人出資時未要求上訴人出具借條符合當時的情景和情理，具有合理性。根據被上訴人一二審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被上訴人將自己名下房產抵押給銀行取得貸款后，轉給上訴人，后續由被上訴人償還貸款的情形。上訴人主張案涉款項為贈予，其應對贈予關系的成立進行舉證。根據現有證據，雖然被上訴人在聊天記錄提到“爸爸替你還貸款”，但該表述是否為贈予的真實意思表示應結合其行為以及實際情況進行綜合判斷。案涉款項發生時，上訴人劉小紅已成年，對于已經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無需再承擔撫養義務。從社會現實層面考量，“買房”并非父母的法定義務，而是出于對子女的照顧自愿付出的行為。基于中國傳統家庭文化影響，子女購房，父母給予資助屬于常態，但不能據此便理所應當將此款項推定為贈予，否則有違法律公平正義之理念。因此，雙方之間若不存在明確的贈予的意思表示，就應將款項視為以幫助為目的的臨時性資金出借。另外，本案作為家事糾紛，也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兼顧各方家庭利益的平衡。被上訴人現已退休，并無過多生活來源，為子女生活反而使父母自身陷入經濟困境，不符合公序良俗，也不應為法律所提倡。

……綜上所述，劉小紅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案例索引：（2024）冀01民終2880號，以上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