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人的客觀行為是區分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的關鍵 || 刑事代理福州律師推薦||陳俊霖

來源：人民法院報

【案情】

2014年3月初，被告人楊某邀約被告人郭某、鐘某向被害人彭某索要財物或承接工程。期間，三人購買了尖刀、繩索、止痛膏等作案工具，并多次前往彭某的住處進行踩點。同月29日20時許，三人來到彭某小區，楊某決定自己先進入彭某家中查看，安排郭某、鐘某在外等候。隨后，楊某翻墻進入彭某的住處，持尖刀威脅彭某家中的保姆孟某，并以繩索捆綁雙手、止痛膏封口等方式將孟某控制。但楊某得知孟某是保姆后，當即解除了對她的控制。楊某從孟某處得知彭某未在家，且家中安裝有監控設備，遂電話告知了郭某，三人被迫放棄作案，并迅即逃離現場。

事后，楊某又通過打電話、發短信等方式聯系彭某企圖索要財物。

【分歧】

對本案三被告人實施行為的定性及量刑問題，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本案三被告人的行為應構成敲詐勒索罪。理由在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向被害人彭某敲詐勒索財物或承接工程的故意，準備作案工具也只是為了在實施敲詐勒索不成時，再采取暴力手段，事后也多次聯系彭某企圖索要財物，但是客觀上由于被害人彭某不在家，對其保姆實施了威脅行為，系對象不能犯，其行為應評價為敲詐勒索未遂，應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內量刑。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案應認定為搶劫未遂，但不能減輕處罰，可以從輕處罰。第一，本案三被告人實施搶劫行為是蓄謀已久，且主觀惡性較大。從準備尖刀、繩索、止痛膏等作案工具，并多次踩點即可看出。第二，客觀上對保姆孟某實施了包括捆綁雙手、封口等搶劫行為，這類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大，給社會普通民眾心理和精神上會造成恐懼和傷害，因此，在量刑時，應予從嚴懲處。結合全案情況來看，如果減輕處罰，會造成罰不當其罪的情況。

第三種觀點認為，本案三被告人的行為應認定為搶劫未遂，但可以比照既遂犯減輕處罰。

【評析】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主觀上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客觀上也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但是，從本案三被告人行為的整體上進行把握和分析，將之定性為搶劫更符合立法精神及該種行為的主客觀特征。具體分析如下：

1.行為實施的內容和方式不同。搶劫罪以當場實施暴力、暴力相脅迫為其行為內容；敲詐勒索罪僅限于威脅，不當場實施暴力，而且威脅的內容，不只是暴力，還包括毀壞被害人人格名譽、揭發隱私、栽贓陷害等非暴力的內容。搶劫罪的威脅是當著被害人的面實施的，一般是以言語和動作來表示；而敲詐勒索罪的威脅可以當著被害人的面，也可以是通過第三者來實現，可以用口頭語言的方式來表示，也可以通過書信的方式來表示。

2.實施的暴力威脅行為程度不同。暴力威脅行為是搶劫罪實現目的的手段，并且該暴力要直接對人的身體實施,才能夠達到被害人不能反抗的效果，而索要財物是敲詐勒索罪實現目的的手段,其基本的行為結構，是通過威脅被害人使其基于恐懼的心理而處分財產，達到取得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目的。被害人不得已而交出財物是通過精神上的強制,所以并不是進行身體上的強制，在此種暴力的情況下被害人擁有一定的選擇交付與否的意志自由，被害人可以在權衡利弊以后做出選擇。

3.實現威脅的時間不同，亦即“當場性”。搶劫罪的威脅具有當場即時發生暴力的現實可能性，如果被害人不交付財物，行為人就會當場加以傷害或者殺害。敲詐勒索的威脅，具有一定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并不具有當場即時發生暴力的現實可能性。具體到本案，三被告人主觀上為了取得財物或者工程，為犯罪積極準備工具，制造條件，客觀上入戶對被害人孟某當場實施了捆綁雙手、封口等暴力行為，且將被害人孟某完全控制，后因發現對象錯誤和有監控設備，迫不得已放棄作案，從整個行為過程來看，完全符合搶劫罪的基本特征，因此本案應當定性為搶劫未遂。

4.應當堅持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和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可以比照既遂犯予以減輕處罰。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實行區別對待，在“相濟”上下功夫。防止只講“嚴”而忽視“寬”，對那些社會危害不大，主觀惡性不深，具有法定從寬情節的，可以依法從寬，嚴格堅持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做到罰當其罪。

本案中，三被告人主觀上只想獲得錢財或者工程，雖然入室對被害人孟某進行了封口、捆綁、持尖刀威脅等暴力行為，但是在得知目標人物彭某不在家后，解除了對孟某的控制，及時地停止了犯罪行為，并沒有造成較大的危害后果，且沒有取得錢財。同時，另外二被告人郭某、鐘某在共同犯罪中，并沒有進入彭某家中，也沒有直接對被害人孟某實施侵犯，在整個作案過程中，起到的作用較小。因此，綜合全案情況，可以比照既遂犯予以減輕處罰，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

（作者單位：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

文在出處：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7-07/05/content_127388.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