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張先生決定維權，但結果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一二審都輸了。
上海第三中院二審觀點：
張先生駕駛機動車進入的車道為公交專用車道有事發地照片及現場執勤交警的指證等證據證實。張先生提出的異議為該車道有白色虛線相間，故其駛入并不違法。但在案證據反映，該車道除有公交專用車道、限行時點等文字標識外，還有公交專用車道的黃色虛線標線。按照一般通常的認知，即使有白色虛線相間，也不應導致對該車道性質的誤判。且張先生事發時駛入的公交專用車道內有“讓”文字標識與減速讓行線，左側車道內有“右轉車道”文字標識和向右合流導向箭頭，結合現場路況，可以判斷出右轉進入中山西路的車輛需在出現向右合流導向箭頭后方可進入公交專用車道。故張先生占用公交專用車道行駛的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及合理性，長寧交警支隊認定張先生實施了違反規定使用公交專用車道的違法行為并無不當，被訴處罰決定及被訴復議決定均合法有據。
結合在案證據，本案最主要的證據是執法人員的陳述。本案執勤交警的陳述表現兩種形式：一是其于本案一審出庭的陳述；二是復議階段出具的工作情況。這兩份陳述均為至少事發三個月后制作完成，且執法民警陳述的關鍵內容并不一致，影響了基礎事實的認定。本案中行政機關在欠缺視頻監控、執法記錄儀及執法記錄的情況下，理應提供其他具有客觀性的行政處罰最初時形成的證據材料予以補強，以最大限度補強證據的證明力。本案中，行政機關未能予以出示或說明。
申訴人張先生：
被申訴人長寧交警支隊：
再審過程中，被申訴人長寧交警支隊向本院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為2017年5月25日的長寧公安情況，用以補充說明公安內網感染病毒及后續處置情況。
上海高院觀點：
對此，本院認為，被申訴人向原審法院提供的事實方面的證據包括民警工作情況(含道路示意圖)以及現場照片8張。現場照片系事發后數月拍攝，僅能反映事發路段車道設置情況，并不能證明申訴人有無交通違法行為。故用以證明申訴人實施了涉案違法行為的直接證據僅有民警工作情況(含道路示意圖)，屬于“一對一”的證據狀況。
鑒于該交通違法行為的瞬時性以及交通警察的親歷性特點，司法審查中法院對于交通警察就違法行為的指認和判斷一般應予認可和尊重，但交通警察對于違法行為的描述應當清晰明確，前后一致。
本案中，長寧交警支隊提供的民警工作情況記載：“2017年4月24日17時19分左右，我在天山路巡邏，發現號牌為滬BGXX**的小型轎車在天山路(遵義至中山)之間占用個公交車道行駛，隨即我將車輛攔下，并且對駕駛員按照機動車違反規定使用公交車專用車道進行處罰”。另有一張執法交警提供的手繪現場示意圖，標示了張曙東駕駛機動車變道進入公交車專用道的情況。上述證據顯示，執法交警在巡邏過程中目擊了張曙東變道進入公交車專用道的行為。
而執法民警在一審庭審時出庭陳述：“晚上17：19分時，在天山路中山西路口100米處查獲原告，當時站的位置是公交車道里讓字的位置。原告駕駛路線始終占用公交車道。我看到的時候原告已經在公交車道了，視野范圍在100米內，我面向朝西。沒有看到原告變入公交車專用道的位置”。顯然，執法交警關于違法行為的發生過程、違法形態等關鍵事實前后陳述不一，不能準確清晰地反映申訴人是否實施了相關違法行為以及行為的全過程和違法形態。故本院認為僅憑長寧交警支隊出具的民警工作情況(含道路示意圖)認定張先生實施了涉案違法行為，證明力尚顯不足。
另外，根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執法交警執法時佩戴了執法記錄儀，執法記錄儀處于正常工作的狀態，事后交警將執法記錄儀的記錄內容上傳至公安內網。長寧交警支隊稱本案執法視頻資料因公安內網遭受病毒侵襲遭受損壞故無法提供。但長寧交警支隊提供的一份關于成功處置“永恒之藍”勒索病毒安全事件的長寧公安情況明確記載“無重要業務數據丟失情況”。故長寧交警支隊關于執法視頻資料遭病毒攻擊而損壞丟失的陳述與其提供的相關材料的記載存在矛盾，本院亦難以采信。
鑒于長寧交警支隊提供的執法交警陳述前后不一，對執法記錄儀電子證據的解釋自相矛盾，本院認為長寧交警支隊提供的證據尚未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難以認定申訴人張曙東實施了涉案違法行為。
綜上所述，被訴處罰決定依據的主要證據不足，認定事實不清，應予撤銷。
福州律師蔡思斌評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