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福州離婚律師深度推薦||夫妻一方婚內舉債，配偶是否必須承擔連帶責任？ | 福建高院案例

按：夫妻共同債務是基于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對共有財產的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而產生的債務。判斷夫妻共同債務的關鍵點在于因家庭共同生活而舉債，該標準符合婚姻法中的家庭基本職能定位，有利于維持家庭共同體的生存、合作與發展，是婚姻法社會屬性的體現。

2010年9月1日，蔣某再次向黃某借款70萬元，仍約定按月利率2%計算利息。

2010年12月7日，蔣某與丈夫張某登記離婚，并簽訂《離婚協議書》，協議書約定：雙方認可離婚后各自收入歸各自所有，女方向男方所借投資款項另行約定，投資收益系男方所有，與夫妻共同財產無關……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雙方沒有共同債權、無共同債務。”

2013年，蔣某因詐騙罪被北京高院判以無期徒刑。債權人黃某隨即起訴至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判令蔣某、張某共同償還436.8萬元借款，并支付該款自借款之日起至還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計算的利息。

一審法院認為：根據原告提供的四張《借條》及一張中國建設銀行《個人匯款客戶回單》，可以認定以下事實：蔣某因個人經商需要多次向黃某借款，2010年4月1日經雙方結算，蔣某確認尚欠黃某借款366.8萬元；此外，蔣某還于2010年9月1日向黃某借款70萬元。法院認定蔣某借款一事真實存在，應當承擔償還責任。

同時，法院認為：債務雖是發生在蔣某、張某原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但債務發生當時，蔣某、張某已經分居生活，且蔣某單獨在北京經商多年；黃某對蔣某、張某的上述家庭情況不僅明知且確認是蔣某個人向其借款，并承認其一直等到蔣某出事后才將本案借貸情況告知張某。因此，本案債務系用于蔣某個人經商使用，應屬于蔣某的個人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黃某主張本案債務屬于蔣某、張某夫妻共同債務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采納。

因此一審判決蔣某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還給黃某借款436.8萬元及利息并駁回黃某對張某的訴訟請求。

上訴理由：

債權人黃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第二項，改判張某負有與蔣某共同清償債務的義務。

上訴人黃某認為：張某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本案借款并非用于其與蔣某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也未能證明其與蔣某約定了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且上訴人明知該情況，本案借款依法應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具體理由如下：

（一）夫妻不在同一地區工作或經商是很平常的事，蔣某獨自在北京經商不能證明夫妻感情破裂或分居；

（二）2007年3月1日，蔣某曾向黃某出具借款抵押書一份，將張某購買的鳳凰別墅兩幢抵押給黃某做為借款擔保，張某多年使用的轎車也系蔣某購置，這些都說明兩人夫妻關系正常，且資產共享，故所借款項并非用于蔣某個人經商，張某必須共同承擔還款義務。

（三）張某與蔣某于2010年12月7日簽訂的《離婚協議書》中約定分配給張某所有的房產，原本系由蔣某出資并登記在其個人名下。蔣某單獨在北京經營生意無法排除張某共同參與的可能，且蔣某經營所得均用于購置房產和積累銀行存款。根據張某在離婚中分得共同財產的情況，足以說明其在蔣某的經營和借款中獲益，依公平原則，張某應當對借款債務承擔共同還款責任。

二審過程中黃某提供了莆田市城廂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城民初字第4573號民事判決，內容體現朱某某訴蔣某、張某共同償還借款95萬元及利息，該判決認定“蔣某以個人名義向原告借款發生在其與張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二人未能舉證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又未能舉證證明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且債權人知道該約定，故上述借款應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以證明該案與本案情況相同，并有法院生效判決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張某是否應當對訴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根據北京高院的生效刑事裁定認定，蔣某“長期背負巨額債務”，詐騙巨額款項用于歸還個人欠款、購買轎車等，其對外大量舉債已明顯超出正常生活所需，原審法院認定蔣某系因個人經商所需而向黃某借款，并無不當。黃某在審理過程中陳述蔣某借款用途為“做生意”，說明其對蔣某借款并非用于家庭正常共同生活屬于明知。同時，黃某的陳述與公安機關的訊問筆錄相互印證，證明訟爭借款發生期間，蔣某與張某未共同生活，張某對蔣某的借款情況并不知情，黃某也明知曉張某與蔣某并無舉債合意。本案也沒有證據證明張某因蔣某的舉債而獲益。

綜上，福建高院認定：本案訴爭借款數額較大，且系蔣某用于個人經商需要，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原審判決認定訟爭債務屬蔣某個人債務，應由其個人承擔還款責任，并無不當。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19條第3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由于多數中國家庭實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婚后所得共有，婚后債務共擔。由此可見，除了少數的例外情形，婚姻關系被作為了夫妻共同債務的推定依據。

在本案中，張某作為債務人蔣某的配偶，成功從巨額債務重脫離出來，主要是由于其通過舉證證明了，蔣某舉債期間與張某處于分居狀態，并在北京與婚外第三者同居；蔣某的借款主要用于償還個人巨額債務及滿足奢侈消費，遠遠超過生活所需。同時，張某與債權人黃某共同確認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張某對債務毫不知情，蔣某的借款是獨自籌資用于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上述情況足以證明蔣某的舉債系其個人行為，所借款項未用于家庭生活，張某也未從中受益。本案中，法官并非直接適用解釋24條進行共同債務認定，而是依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性質如何認定》的答復精神對債務性質進行了審慎的認定。答復表示：在債權人以夫妻一方為被告起訴的債務糾紛中，對于案涉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認定。如果舉債人的配偶舉證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其不承擔償還責任。省高院這一判例通過整合一系列的證據最大程度還原了事實原貌，均衡考量了債權人利益及非舉債方配偶的利益，使不知情、不受益的配偶無須負擔債務，令法律的公平正義真正得到了彰顯。

筆者認為“24條”引發的一系列爭議實際反映了婚姻關系和市場交易的沖突，盡管法條很好地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卻可能忽視了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在司法實踐中，債權人傾向于直接將非舉債方配偶作為共同被告而提起訴訟，法官在處理類似糾紛時，似乎也傾向于選擇《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為其提供的便捷推定途徑，即在非舉債方配偶無法證明存在既有規則設置的兩種苛刻的反駁條件時，直接推定夫妻共同債務成立。再為親密的夫妻也不可能形影不離，配偶難以監控到夫/妻的每一筆債權債務，這種推定論無疑給非舉債方配偶強加了沉重的舉證負擔。

究竟何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共同債務是基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對共有財產的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而產生的債務。判斷夫妻共同債務的關鍵點在于因家庭共同生活而舉債，該標準符合婚姻法中的家庭基本職能定位，有利于維持家庭共同體的生存、合作與發展，是婚姻法社會屬性的體現。同樣，在司法實踐中也應該充分審查欠債的原因、目的和用途，才能對各種復雜的以夫妻一方名義所欠債務的性質做出準確的判斷。

復核：王海翔